鲁迅:人格与文格

王国维曾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也。”歌德则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肯定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证之以鲁迅的人格与文格,信然。孤寂个性·悲剧色彩许广平说:鲁迅有“孤寂的个性”;每当痛苦时,“他就沉默,沉默得要死,”甚至跑到空地上躺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一生坎坷的经历所创成的,一方面也与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思想特点分不开。他自幼便经受了“家道中路”所带给他的沉重打击,不仅生在困顿之中,而且     

造字形义来源非一说

在中国古文字学第五届年会发言中,一位专家谈到他论文中“之”字有关的金文形体说:象植物滋生之形。他的说法不但有金文形体为据,也和《说文解字》:“之,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之为足。”一致。古文字“之”和“止”原是一字。另有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上说,据甲骨文、金文“之”皆作脚趾形,提出异议。究竟谁是谁非?为什么产生这类分歧呢?引起了人     

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论略

王船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最杰出的爱国者。本文试图对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一些探索。1 王船山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当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一切都要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需要。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则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自定也”。他认为“夷夏之防”“天下之大防”中首要之防,是“万世守之而不可易”的“古今之通义”。而“君臣之义”是“一时之义”,     

试论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喜好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语:“感情之浮”、“思想之杂”。(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思想复杂,并非杂乱无章。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季羡林：“人活着就是为了对人有用”

高龄曰“寿”,体健曰“康”,劳作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正是因“为”而康因“康”而寿。人有生理的生命,也有学术的生命,若两个生命都充满生机,则可谓不老。每有记者采访他,他总是说:“你们采访我,就是一个考试。我是考生,准备答辩。你们考吧。”每每客人造访,他总是起身亲自送客人到家门口,无论是党政要人,还是庶民百姓,他都这样对待,从不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其德学双馨的风范令人肃然起敬。走近季羡林,宛若是走近一座学术文化高峰——近之,愈觉其高。也有人说,季羡林是一部书,读之,愈觉其深……     

“中庸”——孔子的矛盾方法论

<正> 孔子的“中庸”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它既有孔子的道德观,也有他的立身处世之道,既有他的审美观,也有他的治国安邦之道。然其本义为何,至今未有定论。我认为,孔子的“中庸”,首先是他的矛盾方法论,其余种种,皆由此生发而来。因此,欲探求“中庸”的本义,须从它的矛盾方法论上去寻根。本文准备从这个角度说点意见,以向大家求教。一孔子“述而不作”,他的各种观点主要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议论和分析而加以阐发的。他的矛盾方法论也是如此。他在谈到古圣尧和舜的贤能和伟大时说:     

叶圣陶散文艺术论

叶圣陶在他的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不懈地在散文园地里耕耘。他用血汗灌溉和培育了一批佳花。可是,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散文仍然是评价不一,大相径庭。赞扬者有之,认为叶老的散文“风格谨严”,“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感触”,具有“特有的风致”,可作为一般的高中学生“作散文的模范”,等等。批评者亦有之,认为叶老的散文“没有出类拔萃的作品”,“他写的散文数量不少,但是佳作甚少”,说他的散文“好处是平稳,缺点是平庸”,等等,分岐竟是如此之大。而叶老本人对于人们怎样评价他的散文,似乎也极为关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许多出版社争相出版:五四以来的作品选集,     

“味外之旨”与“象外之象”——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读札

味外之旨 标举“味外之旨”,是司空图诗论最突出的特点。《与李生论诗书》云:“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他把是否能“辨味”作为能否言诗的首要条件。不仅如此,在辨味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标举“味外之旨”。对此,他作了个生动的比喻:“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于鹹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与李生论诗书》)概括起来,就是“韵外之致”。“致”,指情致、情趣。“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是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味外之味”。这种观点一直贯串在他的整个文论中。 “味”之应用于文坛,有很长的历史渊源,被称为我同第一部美学著作的《乐记》云:“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这还只是就音乐言。魏晋时期的陆机,在《文赋》中才第一次把“味”这个概念引进文论:“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     

论王廷相哲学的基本范畴

王廷相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基本哲学范畴之中。王廷相哲学,以元气为最高范畴。元气之阴阳交感而产生作为动力的“气机”,以及作为信息的“气种”“元神”“道理”。这些基本范畴是构筑王廷相哲学体系的骨架。一、元气气化王廷相把天地万物的本原及其统一性、多样性的根据都归之于元气实体。他说:“气者,造化之本”(《慎言·道体》),“元气者,天地万物之宗统”(《慎言·五行》);“万有不齐,……统而言之,皆气之化,大德敦厚,本始一源也;分而言之,气有百昌,     

一代唐音起射江论陈子昂在唐代诗文革新中的机遇问题

关于陈子昂在文学史上之影响和地位问题，历来评价甚高。但就他的创作和理论看，以“古雅”拯时期，确无多少新意，且不说他创作上的“蹈袭”之病，就是其也理论也有“倒退”嫌疑，故当代学者对他于唐代文学之开创国颇有持怀疑态度的。笔者以变：陈子 唐代文学史和地位不容否定，前人地他的赞誉并非虚辞，后人对他的訾议也有理有据。我们主张将他的理论和创作放在初、盛之交这个特定的文学背景上考察，以为他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     

擦出人性美的火花 把孩子的心灵照亮

一、概说“人性” 孔子曰：“性相近”，显见他认为有人性，且有共性：孟子云：“性本善”，几千年来，帝王们大概都以此说来进行人治。苟子以为“性本恶”，但他的学术没被董仲舒列为“正宗”，倒被蛮夷借鉴去法治了，以抑人类“恶之本性”。又有先贤搞平衡曰“食色皆性也”，并无善恶。左思主张“人有异同之性”。梁实秋和鲁迅也曾为此“恶”语相加：梁以为“人生的态度是歧义的．但人性的素质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而鲁迅先生以“香汗”、“臭汗”来两难，好在梁并不以为然。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筹划与阐释

通常,被视作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旨趣是对宇宙“始基”的探究,海德格尔凭借思之强力穿过哲学史重返这一题域,他的“返乡”是返回思之源头。他以希腊本真的方式来切近希腊早期思想家的思,通过对话使早期思想家的思现出本真形态,从中获致带上前来的灵感和力量,经由“夺出”其所未言者,他对早期思想家的筹划与阐释别有意味。经过爬梳,他为新时代肇端的开启和思之转向及其对现代技术的克服敞开了得以可能的境域,也使他的存在之思现出早先的“神”情和“命运”的基调。     

苏洵的军事思想

苏洵“颇喜言兵”(曾巩《苏明允哀词》)。他的《权书》(共十篇)、《上韩枢密书》、《审敌》、《御将》、《兵制》,都是“言兵”的专著,其他文章也往往涉及军事问题。他的“言兵”之作也同他的其他的著述一样,具有“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的特点。     

一代唐音起射洪──论陈子昂在唐代诗文革新中的机遇问题

关于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之影响和地位问题，历来评价甚高。但就他的创作和理论看，以“古雅”拯时弊．确无多少新意，且不说他创作上的“蹈袭””之病，就是其理论也有“倒退”嫌疑，故当代学者对他于唐代文学之开创之功颇有持怀疑态度的。笔者以为：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之影响和地位不容否定，前人对他的赞誉并非虚辞，后人对他的訾议也有理有据。我们主张将他的理论和创作放在初、盛之交这个特定的文学背景上考察，以为他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和赢得的声誉．皆是时代使然，机遇所致。其文风改革的成功秘诀有二：一是抓住机遇采取矫枉过正之手段停止人们对形式的痴迷，二是把握契机高扬“汉魏风骨”以补充那业已成熟的至美的声律形式。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之功绩仅在于此，拔高或贬低都是不切实际的。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发起、主持了“鹅湖之会”,让朱、陆双方展开讨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创举。吕祖谦以“理”或“天理”为世界之本原,他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观点,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和“太极”说相通。他又以“理”或“天理”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他所谓“礼者理也”和“礼无时而不足”的说法,正是“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贯彻和体现从天理论出发,他主张“安分而循理”的天命论,要求人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吕祖谦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他提出的“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命题,与陆九渊所谓“道,未有外乎其心者”的观点相近。他利用古代天人无间的观点将心与天、与神、与理沟通起来,他企图通过这种沟通,调和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的矛盾。在认识论和修养论上,吕祖谦兼取朱、陆之长,既承认“明本心”为首要之任务,又强调“明心”要有个“集义工夫”,他主张“存养”与“体察”相结合。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充满调和折衷的特色,也反映了他善于兼采众长的学术风格。     

试论孟子的“浩然之气”

孟子自诩:“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①看来很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味道。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建立在他的唯心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在孟子的心目中,有一个能主宰社会和人生的天,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③而这一切的最终的动因则是“天”:     

美猴王探源

《西游记》描写了一组中国人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但孙悟空的形象却不是舶来品,恰相反,他的行为表明了他具有地道的中国文化的特质。石猴的“石”乃“天心”之意,在道家则为“元神”,而“水帘洞,”也即先天之心所居之源。猴为天干的“申,”孙悟空又叫“金公,”“金公”在周易的卦爻上为乾阳一,以“一”入“中”,恰又为“申。”凡此种种,不难看出,“美猴王”虽皈依佛门、却与易道之中国文化有血脉联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贾宝玉“性爱体系”的层次界定问题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情痴情种”、“天下第一淫人”之称。有人说他是泛爱者 ,有人则说他是专爱者 ,彼此矛盾。指出贾宝玉“性爱体系”的说法 ,并对该体系逐层递进的性爱层次进行界定 ,这将使得人们在“泛爱”与“专爱”的矛盾面前 ,不再显得尴尬 ,对作者的创作动机也会有深入一步的了解     

王充论修辞

王充是东汉伟大的思想家,他不能容忍当时那种疲靡不振的文风,首先揭橥了形式原于内容的观点,他认为形式与内容应该“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不应该只顾形式的雕琢,而忽视了内容的真实。他说: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现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则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论衡·超奇篇》) 他以为文章只是要表意,用不着虚饰。他又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虚妄之言,伪饰     

忽必烈政治哲学思想管窥

“一代之制者”忽必烈(1215—1294)即皇位后,一改父祖辈及诸兄长“唯务进取,不图治理”的远征武略之风,复兴文治,“遵用汉法”,“祖述通变”,“鼎新革故”,施发仁政,“兴利除害,补偏救弊”,“使天下一新”,建树文治武功大业,成为具有“魏孝文之贤,周武帝之义,金世宗之纯”的有为明君。忽必烈的成功,固然有诸多社会历史因素,但是,他的讲求实际,崇尚“实惠”的政治哲学思想,则是诸多因素中,首要的和第一位的因素,也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