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处士横议”

"处士横议"现象在战国时期十分突出。以往对横议处士身份的理解存在误差,他们其实指那些有着强烈入仕愿望而尚未出仕的士人,而非隐士。处士横议与战国时期诸侯对人才的主动招揽、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风气等密切相关,是时代巨变的产物。处士横议对士人精神、社会变动有过积极影响,也存在弊端。战国之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人群体本身的分化,以及选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处士失去了横议的土壤,因此到秦汉时期逐渐式微,其后作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处士横议则不复存在。"处士横议"从极盛到式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

汉末魏晋,世纪末思想弥漫,究其原因,不外三点:首先,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引起了士人集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其次,汉末政治,宦官横行,党锢之祸,士林血腥,有识之士已经洞观天下将乱,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士人们的世纪末恐惧心理。此后,黄巾揭竿,董卓乱政,军阀混战,政治血腥,战乱分裂持续了80余年,整个中原大地千里坟场,万家丘墟。这种惨象使建安、正始文人,触景生怀,伤心绝望,慨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析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与"唯才是举"

在曹魏政权建立、巩固的过程中,"破浮华交会之徒"和"唯才是举"是曹操消除汉末士大夫异己势力与选拔人才、构建势力集团的两个重要步骤.最终打击并清洗掉不愿臣服自己的以汉末名士为主的反对派,通过"唯才是举"的途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为汉魏更替做好了准备.     

汉代政论文的主题演进与风格嬗变

两汉政论文的发展颇为迅速。政论文的功利性和时效性,决定了它与时代需要、社会风气,特别是与士人心态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汉初文人喜借题发挥,以史为鉴而述治国方略,文风疏直激切;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儒士多本经立义,婉曲作论而谈理政之宜,文风雍容温润;东汉后期文人常径遂直陈,横议朝政以痛斥时弊,文风刚劲质朴。汉代政论文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汉末以来交游之风兴盛不衰。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士人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开放性与复杂性等诸多特性。并且其交游大多为势交,这与当时浮竞的士风密切相关。     

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

西汉时期，中州士人在整体上并不活跃，但贾谊、晁错在政治文化方面、桑弘羊在经济理论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对封建社会初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刘秀为代表的、具有浓重儒学色彩的东汉政权建立后，作为文化中心，中州广被儒教，孕育了士人重名节的风气，清议之风由此波及全国，最终形成了以中州士人为核心和骨干的党人。士人的忧患意识与献身精神至此得到了最明确集中和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是中州士人最为宝贵的性格。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

“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形成于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地,丰富、完善于两汉时期开发西南边疆的进程之中。此套方略的基本内容是,北方中原王用在稳固掌控西南北部蜀地的基础上,与蜀人一同治理巴地,并依托北部的巴蜀人对西南中、南部进行治理和开发。该方略切合酉南实际,卓有成效,对后世影响甚大。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

公羊学是研究阐述《春秋》大义的一个学术流派。经汉代董仲舒的发扬光大而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公羊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多少带有依托政治的意味,因此公羊学常常会在政治实践中被视作理论依据,从而形成两汉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东汉时期,公羊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冲击。但经李育、何休等人对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发挥和总结,最终构建成完整的公羊学理论体系。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东汉对关陇地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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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汉代主流政治价值观构造的理路——以“忠”为对象的解读

主流政治价值观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无疑是主流政治价值观构造的佼佼者。汉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成功首先在于最高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主流政治价值观之于政治法则、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的基础性地位,通过以孝劝忠的方式推动价值观的整合。其次是通过对传统理论的创造,将忠的理论精细化、哲学化,强化了这种政治准则的理性色彩。另外,统治者还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理论拔高之后的忠重新放归平易,大力宣传忠的要求,将忠所包含的各种政治观念融入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核心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及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追求,外在的政治行为获得了内在价值理念的有力支撑,使社会成员评价政治现象遵循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规定的方向成为潮流与时尚,那些不符合主流政治价值观要求的思想与行为受到巨大抑制,提高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指导性地位。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陕北汉画像石“铺陈美”艺术特色分析

汉代画像石是我国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虽然是一种民间工匠的集体艺术创造,但她同样折射出汉代的时代精神。铺陈美则是汉代艺术共同的美学风格,也是汉代画像石,包括陕北汉代画像石突出审美特色。以铺陈美的艺术风格,汉代画像石反映了汉代人共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深刻地表现了汉代艺术整体的美学风貌。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