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中的认识论和哲学基本问题——与曹伯言、周文彬同志商榷

关于“人工认识主体”的讨论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这场涉及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提出这个概念的曹伯言、周文彬同志最近又进一步阐明了他们的观点(见《论人工认识主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以下所引曹、周意见均见该文)。笔者不同意“人工认识主体”这一提法。当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发展,必须对自然科学新成果(包括人工智能的成果),进行认真总     

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评一本哲学小册子

张江明同志的哲学小册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以下简称《发展》,引文只注页码),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编写哲学”的新体系,又据以指导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以下简称《哲学》)一书,作为我省干部读物和高等院校教材,在哲学界引起了注意和争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如何看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问题,我们对此有些看法,提出来参加讨论。希望能通过自由讨论,弄清问题,提高认识,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而“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可见,自然科学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革命导师都高度重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把它视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能够深刻地影响和变革人类历史的进程。相应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经典作家都十分注意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中,进一步揭示出哲学唯物主义原理,并把它“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12页)这正是因为“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应当说,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这种证明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而且日益增加的资料”(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53页)。     

《中国科学技术史概述》简介

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但巧妙地应用概念,却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两千年发展的结果。因此,研究科学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5页)。列宁也说过:“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4页)。当代科学发展的重大特点之一,是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合流,即两大类学科在许多方面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因而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亦应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学习一点科学技术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一切科学文化知识的结晶,没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学(包括这些科学知识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是识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只是片面地强调哲学同社会知识甚至只     

伦理学研究的新开拓——评《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哲学分支学科,既需要直面社会中的具体道德问题,又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诸多前提性的追问。这样的研究始终以实现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的辩证统一为目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王雨辰教授的新著《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就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本书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范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分为应用伦理和社会伦理两大部分,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正> 斯大林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很多人据此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首先产生,然后运用到历史领域,才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如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1846年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资料,首先形成了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唯物辩证法大纲》第131页)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研究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即首先在社会历史领域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评奎因的自然科学认识论——兼述台湾学者的《奎因认识论的新导向》

20世纪50年代,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奎因(W·V·O·Quine)参与了西方科学哲学的论战,他以《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著名论文向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进行讨伐。近三十年来,奎因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曾经消沉一时,无人理睬。与此同时,奎因又不断地撰写文章阐述他的认识论思想。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奎因的自然科学认识论引起科学哲学家的极大关注。1978年,英国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邓梅特(M·Du mmett)带头为奎因的科学哲学思想复兴鸣锣击鼓。他说:“《经     

应该怎样评价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与刘福堂同志商榷

刘福堂同志在《试论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见《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二期,以下均简称刘文。)一文中,针对哲学界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的传统观点,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问世的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间以及达尔文进化论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影响的时间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传统观点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达尔文进化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引自刘文,以下均同,不另作注),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是,刘文在     

M·邦格的科学唯物论

M·邦格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教授和科学基础与科学哲学部主任。他的《科学唯物论》一书即将在我国翻译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邦格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邦格认为,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唯物论哲学在当代也需要发展,而不能停滞下来。他强调唯物论哲学应当依据逻辑、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的最新发展,使自己现代化。邦格把建立科学的唯物论作为自己一生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 邦格于1981年出版了《科学唯物论》一书。在该书中,邦格致力于使唯物论精确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并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我国学者张华夏认为,“邦格的唯物论十分系统地概括了系统科学所揭示的本体论原理和范畴,所以他可以视作是当代系统论唯物论的代表人物。”邦格的唯物论也具有战斗性,他对当代一些哲学家,科学家对唯物论的种种责难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批评。 近年来,邦格进一步将他的哲学思想系统化,并出版了八大卷《基础哲学》。其中有:(1)《意义与指涉》(语义学一);(2)《说明和真理》(语义学二);(3)《界世的     

全面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

<正>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历史观与科学观和自然观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它只是包含有自然界和自然科学本身的辩证法。我将证明,这种看法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专注于“人类史”而非“自然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致一位同志的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但是,不是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什么是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的新东西呢?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其中唯物史观是当时科学思想中     

试论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传统的看法与目前我国流行的一些哲学教材和论著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和基础之一。例如,罗森塔尔著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一书写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在新宇宙观的成立上,曾起了特别伟大的作用”。接着他在指出十九世纪初、中叶其它重大的自然科学的成果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之后说:“由此可见,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或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具备了用新的、真正科学的辩证方法来代替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双向转移

<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时,需要它的创始人认真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在其创立以后,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及时地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是一个知识系统,它如果不经常同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就会落后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增加它的无序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开放系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当同目然科学工作者建立长期、广泛的联盟,信息、认识价值要双向流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双向转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产生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本文试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史的一个环节,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产生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一要考察《提纲》的产生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不能不首先考察马克思是怎样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划清界线的。     

宇宙的起源

本文原载于1980年4月12日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文章利用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新成果,论述了所谓宇宙起源问题,认为宇宙起源于一场大爆炸。同时提出空间和时间就是从这场大爆炸开始的(距令约150亿年);在大爆炸之前,是一个过去和未来颠倒的世界;整个宇宙处于形成与毁灭不断重复,永无止境的周期等等观点。文章最后提出,大爆炸标志着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分界,在此之前的问题,是超出科学范围之外的。本刊译载这篇文章供参考,希望引起我国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注意,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加强合作,认真研究和概括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同歪曲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以鼓吹唯心主义哲学,甚至论证上帝存在等偏向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自然科学的挑战。我们坚信,通过我国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胜利地赢得这场战斗。     

浅谈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我们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美学思想时,自然就要涉及到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美学研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整个美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现在我们仅就如何研究《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希望得到学术界同仁的斧正。一、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也是指导我们从事各门科学研究的唯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美学研究也不例外。《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著作,因此,《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还不成熟,我们在研究《手稿》中的美学思想时,必须以成熟的马     

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近几年来,哲学界不少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重新进行了探讨。但是,要真正建立一个在逻辑结构上反映宇宙总体及其各个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的哲学体系,除了要认真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外,更主要的是要认真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使逻辑再现历史,把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统一起来。马克思指出:“与其他建筑师不同,科学不仅要描绘出空中楼阁,而且它要在打下大厦的基础之前建造起大厦的各层”。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就是这座理论大厦的各层。而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变革的枢纽和焦点。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才谈得上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能够从“本体论”方面来理解毛主席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吗?——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张江明同志所著《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在出版前我已看了打印稿,出版后又反复看了几遍。作者在前言中说,他学习了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之后体会到,毛主席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它既是哲学的认识论,又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第二页)他说他这本书就是从“本体论”方面来说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书中约有十处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我以为,正当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动员亿万人民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在思想理沦上阐述、宣传毛主席“物质可以变成精     

对中国马赫主义的批判

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最时髦、最流行的流派之一。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一九○九年五月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这部著作,对马赫主义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批判,给这一反动哲学思潮以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唯心主义者总是不甘心于失败的。     

"四个同样重要":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新飞跃

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学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辨证关系 ,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一般论述的探讨 ,总结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发展过程 ,并从多个角度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这一关系的必然性 ,通过对上述理论问题的探讨坚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心和在新时期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