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与平衡：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对话

在法社会学视野中,权力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从渊源上讲,权力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权力乃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设。权利与权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往往出现功能背反。权力与权利由对立走向平衡和统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行政权力的双重规定性:权利与义务

由于行政权力自身的矛盾性 ,即行政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的分离、行政关系与行政价值关系的不同一、“公共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冲突 ,行政权力就具有了双重的规定性。一方面 ,行政权力具有执行性、管理性和领导性的权利规定 ;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合法性、责任性和服务性的义务规定。权利特性与义务特性是辩证统一的 ,它们是行政权力两种内在的规定性。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作用形式之宪法学透视

本文以国家权力所有权与国家权力行使权概念的区分为前提,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对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借以发挥作用的几种形式作了评析,揭示了一系列并存、对称、但看起来似乎又相互对立的国家权力行使权运动趋势后面的同一性基础及其社会经济动因。     

试论存同求异思维

“存同求异”是作为“求同存异”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他们二者之间是既在“同一轨上”又不在“同一轨上”运行的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一)本质规定不同 所谓存同求异性思维,其含义是指肯定客观事物的“整体”、“一般”的共同本质和规律与寻求“局部’、“特殊”的本质和特点以及事物特异性的综合性辩证思维方式。 求同存异,则是寻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共同点和承认、保留对客观事物具有不同认识的思想方法。     

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作用形式之宪法学透视

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作用形式之宪法学透视童之伟本文以国家权力所有权与国家权力行使权概念的区分为前提，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对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借以发挥作用的几种形式作了评析，揭示了一系列并存、对称、但看起来似乎又相互对立的国家权力行使权运动趋势后面的同一性基础...     

从法律概念中探寻法律关系 ——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研究

霍菲尔德从八个基本法律概念(权利、义务、特权、无权利、权力、责任、豁免、无权力)入手,重新构建了法律关系理论.他认为这八个法律基本概念作为一个整体,既可以从“相反关系”,也可以从“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当把这个整体拆开时,就会发现权利、义务、特权、无权利是“针对行为的法律关系”；权力、责任、豁免、无责任则是“针对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霍菲尔德法律概念理论对后世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探析概念的辩证本性

人们对“概念”的理解,通常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的。这样,就容易剔除它本身所应具有的丰富性和流变性,把“概念”抽象为某一类事物区别于他物的共同属性。但是,由于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处于相互联系和辩证发展之中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因此,概念又必然具有具体性、辩证性,是“具体概念”。正确认识概念的辩证本性,对发挥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法的法权利范畴研究

发达的商品社会,公权与私权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已被打破。既需要私权、排斥公权,又依赖公权、抑制私权的两难权利现象完成了商品社会权利理念一次质的飞跃。而经济权力的勃兴与社会自治权力的形成则为经济法提供了全新的权利概念与权利品源,也使经济法的法权利内涵更加得以充实与发展     

论依法治国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法治”与 “法制”的概念比较， 阐述了对“法治”概念的认识，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进行观念更新， 应当树立起“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树立正确的权力与权利观念和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 并就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论述     

文化多样性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与"人类共同关切"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与“人类共同关切”概念应当共同指导“全球公域”的国际管理。文化多样性作为“全球公域”之一居中于“权利／利益——义务／责任”标尺,具有双重地位：文化多样性——而非文化本身——是所有人类的集体创造,具有重要的固有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因此“依据事实本身”是“人类共同遗产”;同时,它又面临诸多威胁,急需国际社会的合作应对,因而是“人类共同关切”。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不否定其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需加强国际合作,在国家间进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分配,并充分考虑代际公平。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配权监督：实现权力兼容以预防腐败的“防护网”

实现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权力腐败,必须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作为“科学配权”,它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的具体工作体现,是按照建立健全科学权力结构的要求．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架构,进而实现权力的科学兼容．构筑预防腐败“防护网”。     

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制——以强拆为例

当前强拆事件中的公众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体现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政治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权利主体自身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缺乏,使得权力主体隐性逐利而侵犯到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不断通过法治教育以强化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来规范权力主体的权力运用,以确保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     

论现代立法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在这一调整机制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模式为其核心。而在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模式中具体又体现为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权利与责任、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义务与义务、义务与责任的具体平衡。     

自由裁量权力与权利

自由裁量权力与权利王圣诵随着我国法理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执法实践的自由裁量问题提出重新认识。本文拟探讨自由裁量权力与权利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就裁量权力行使标准和衡量、变通度量提出一些看法，以请教于法学界。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直...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也谈价值源泉——与《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是孪生兄弟》一文的若干观点商榷

《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是孪生兄弟》一文,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理解为是“自然人”的劳动力,认为劳动力应是“自然人和工具”构成的“经济人”的劳动力。人和工具共创价值。价值共创决定价值共分。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创造价值时所说的人是社会性的人,而不是自然人,价值是社会劳动创造的,不是工具和人共同创造的;个人收入分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而不是价值创造决定的。所以《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是孪生兄弟》一文,曲解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也混淆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观点也是和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相悖的。     

民权与人权:区分及其意义

现代国家的人权与中国古代的民权有三点差别:其一,主体不同,民权是百姓之权,是“下层”的整体权利,与其对应的“上层”权利乃至君权也是整体权利。人权是个体的、分散的权利,其对应面有他人权利,但主要是国家权力,后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分解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权力。其二,内容不同,民权是含糊有限的,主要指生存权等私权利。人权则既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私权利,也包括选举权等公权利。民权不完全是权利,有时也是权力,而人权仅仅是权利。其三,来源不同,人权是天赋的,有权源的特征,国家权力源于无数个体的授权。“民权君定”“君权神授”,君权是一切权利和权力的源泉,争民权可能是争人权的初级阶段。     

论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国家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涵要求通过恰当地配置权利的方式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是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基础,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是“第三部门”的发展;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但民法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才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