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真伪辨

证明责任作为常见的法律术语一般都能正确使用,但是在行政程序语境中却容易犯错。行政法律关系的非对称性决定了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的自向证明与证明责任的他向证明本质上是不同的。在行政程序中无论是依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还是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一般都不存在证明责任,仅在少数特殊情形下即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处于居中裁判地位,其他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相对人之间处于对立关系时才存在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如果需要描述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应当使用"全面调查"一词,全面调查不仅包括通常所说应当收集有利和不利的证据,还包括收集证据的广度和深度。     

论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文拟对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责任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何谓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未作具体疏义。法学理论界有人认为,举证责任由法律预先规定,人民法院处理行政案件在未弄清案情之前,对于     

论行政诉讼重作判决之价值与适用条件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是撤销判决的辅助判决,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其有明确规定,但未明确其适用条件。重作判决的适用有利于全面实现撤销判决的实效性和维护客观法秩序。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应包括:存在撤销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问题应当重新处理,被告对应当重新处理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定管辖权,被告能够依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论行政处罚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

行政处罚中应当建立行政案卷制度,“案卷排他性原则”既是行政诉讼程序中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也是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行政案卷制度和案卷排他性原则,是行政处罚证据程序公平性的体现,也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判断事实问题的联结点。     

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思考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行政职权作出的,不以产生特定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形式。《行政处罚法》尤其是《国家赔偿法》的颁布,使行政事实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因此讨论行政事实行为的基本特征、构成要件、法律救济等具有重要的法理意义。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救济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途径应当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与刑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之比较

《行政诉讼法》第5章从第31条至第36条共6个条文规定了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第5章规定的刑事诉讼制度相比,份量大体相当,与《民事诉讼法》第6章规定的民事诉讼制度相比,份量有些单薄.从理论上对这三种诉讼证据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科学的证据制度无论对于何种诉讼都至关重要,审判机关只有凭借科学的证据制度,才能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贯彻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作出正确合法的裁决.行政诉讼尤其是这样,如果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被告就要败诉.因此,行政诉讼证据对行政诉讼的结局起着实体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相对人的任务是提出证据,把当事人引入诉讼程序承担的是提证责任,而被告行政机关则依据法律直接的规定承担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文件举证任务,如若举证不能或不力,则承担败诉后果的法定责任。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改变原有的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规定,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法院应当享有对部分行政法规及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原告和第三人既可以在起诉时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请求;法院在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应当奉行合法性审查原则、附带性审查原则和拒绝适用原则。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若干问题的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的认定规则应体现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特殊功能。为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申请公开信息之诉的原告只需符合行政诉讼原告的一般条件,并没有特殊限制;反信息公开之诉的原告资格认定的关键是确定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受到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侵害。为监督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责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应具有信息公开行政主体资格并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的范围不仅包括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在对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学中原告资格认定的多种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确认原告资格的四大规则：（1）任何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客观上必然有行政相对人;（2）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该行为而受到不利影响;（3）行政相对人对受到不利影响的合法权益有所有权;（4）具体行政行为与合法权益的不利影响有因果联系。同时对与原告资格有关的诉权、原告资格审查和受害人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提出应当修改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赋予行政案件中受害人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而更加充分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等建议。     

试论行政指导效用、弊病及其救济

行政指导作为实践中广泛采用的一种行政方式,促进了现代各国包括行政和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行政指导有着诸多效用,它内含成本效益原则并体现了民主法治精神。因其"双刃性"具有弊病且由此影响了其救济的构建,行政指导的规范化运用,将有利于现代服务政府形象的塑造。     

论行政法治文明的构成要件

行政法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完善自身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是国家行政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内容上看,行政法治文明主要由文明的行政理念、文明的行政组织、文明的行政行为及文明的行政救济等4个要件构成。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论略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实质在于官民利益的对话空间,从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四个基础论述官民利益对话空间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得出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最大特点在于开放性。最后又提出了制约我国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三个因素。     

论行政检查的概念:学理研究与法律规定

行政检查的概念在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以多种面相出现,厘清这一概念尤为必要.文章梳理了日本、韩国、英美、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重点探讨了我国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并总结了行政检查含义的演变趋势.排除行政调查中纯粹的资料搜集行为,行政检查等同于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作单方面强制了解的行政行为     

论行政监察中的效能监察

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有利于遏止腐败行为 ,推动经济建设发展 ,促进政令畅通。行政效能监察必须对行政管理的三个层次 ,即行政决策过程、行政执行过程、行政实施过程进行监察。提高行政效能监察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掌握立项原则 ,运用多种方式 ,加强制度建设 ,实行统一领导 ,同时 ,应注意处理好与廉政监察的关系     

行政执法解释之价值分析

行政执法解释作为一种制度文明,是由公正、效率和秩序等价值所支撑。公正奠定了行政执法道德性的基石,效率赋予了行政执法经济性的意涵,秩序则给行政执法注入了制度化的理念。故三位一体的行政公正、行政秩序与行政效率共同构成行政执法解释的价值内涵。     

以行政文化发展推动行政改革深入

行政文化通过历史的积淀 ,对行政人员的个性、思维方式和行为都有影响和制约 ,无形中决定着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同时影响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效率 ,进而极大影响着整个行政体系的构建 ,这成为制约行政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需要从发展行政文化的角度推动行政改革的发展。行政文化是对行政、社会变革所做的文化心理准备 ,也是对行政、社会变革从文化上做出的总结和巩固 ,是推动变革的关键所在。     

我国行政法院制度模式选择 ——基于法、德行政法院模式之比较

根据性质的不同,国外行政法院制度可分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尽管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在承担的职能、体现的独立性及其与行政法学的渊源上存在明显差异.结合基本国情,我国应建立德国式的隶属于司法系统且独立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制度.在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应着重解决好组织体系、经费安排和行政法官等问题.     

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完善——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难以梳清的模糊地带,而我国目前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又徘徊于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这直接导致了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产生尴尬。为此,可以类型化作为思维角度对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并提出避免此类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模糊的建议：行政处罚权收归司法、“责令”二字在行政立法中慎用。     

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