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说明文的文学性

说明文的特征主要是描述的客观性和说明的准确性。说明文的教学应抓住其文体的基本特征,这是为大家所公认的。但是,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语文教学的实际需要看,说明文的文学性也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 必须承认说明文的文学性 说明文是一种非文学体裁,非文学体裁是否具备文学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为了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从纯文学”的角度看问题,或从狭义的文学性的定义出发,住住认为非文学体裁不具备文学性;也有人为了精细地划分各类文体,不主张提非文学体裁的文学性,认为提了会导致文章体裁界限的混淆,使初学者难以区分,为写作教学带来麻烦。由于构成各种文体的语体之间存在着交叉现象,所以,就很难排除非文学体裁中具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面对时代的问题

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     

赛博空间与文学的转型*

在以赛博空间为代表的当代传媒语境下,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学不是“终结”了,而是部分发生了转型.转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文学”为指导原则的文学场的裂变,二是文学走向艺术化,形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学”,即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之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多媒体作品.     

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文学作品,当然必须具有“文学性”.但仅凭“文学性”,只能判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文学作品”,尚难以判定是不是“好作品”,更难以判定是不是“大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非文学性”对“文学性”的掩抑固然伤害了文学,但如果反转过来,让“文学性”掩抑了“非文学性”,同样是文学的悲哀.对于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而言,“文学性”重要,“非文学性”亦同样重要,在许多情况下抑或更为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颓落与低迷,主要原因就已不再是“文学性”的缺失,而更在于某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非文学性”因素的缺失.     

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潮与传统

八九十年代的新潮儿童文学回归“五四”,继承了“五四”儿童文学“以孩子为本位”的传统精神;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的分类,直接激活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力;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与作家的人文担当。这三方面的合力,直接促进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底层与纯文学:两个不相关事物的相关性

“底层”是社会学概念,本与“纯文学”不相干.但从观念反思的角度看,文学与社会的不相关,恰恰是1980年代中期形成、日后则愈显狭隘的文学观的产物.在某种转义的意义上,“底层”和“纯文学”重新建立起的相关性,将使日益被实体化的“纯文学”观念释放出新的意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其当初执意祛除的伦理性、政治性和社会性.     

理想的形而上表述：北岛的诗歌与80年代

重提80年代是一种学术上的研究方法,也是反观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现象的一种理性思考。北岛的诗歌写作与历史的文学传统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他的独特的文学意象与文学感受秉承了纯文学的文化观念,北岛的诗歌以对理想的形而上表述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精神,成为后继的文学写作的资源。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论"文学是人学"的三个维度

传统文艺理论在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往往倾向于从认识论和知识论哲学出发,将文学活动中的人仅仅看成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这种思维视觉的局限扼杀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张力和推衍能力。惟有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含蕴,从而对这一传统命题作出恰当的阐释。     

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世纪末"意识

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出现了所谓“世纪末”文学。“世纪末”文学这一术语中的“世纪末”不仅含有时间的意义,还含有政治和宗教、文化的意义。“世纪末”意识是对苏维埃时代的末年和２０世纪末年俄罗斯民族和社会转型引起的生存危机的感受和认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世纪末”意识主要表现在:“世界末日”大灾难的思想－感情、面对“末日审判”进行反思的思想－感情和摆脱危机获得复活与再生的思想－感情。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另一种抑制与遮蔽——当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从文学史的重修到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从创作到批评,从出版到文学活动,各方面都体现出一种过分推崇所谓"纯文学"、过分关注"闲适"类作品、而将带有一定政治功利性的文学给予抑制和遮蔽的极端化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出于对以往政治压制文学的反拨,但矫枉过正;二是将政治这一概念作了狭隘的非科学的理解;三是先锋小说家们对"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解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同样狭隘的一面。     

生态:引发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阐释

中国文学对生命整体观及大宇宙生命活化的体验特点,显化了"生态文学"的古典形态。我们挖掘其"生态"内涵,既是一种现代阐释,也是一种对接;作为历史机缘,更成为现代与未来接续的必然。这种环绕"生态"体验的现代阐释,意在接通中国传统话语系统,把握中国文学体验的核心要素,将"生态"承载文学的运思与体悟,进而揭示文学价值及人的生存的"生态"标识。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零度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研究界用“零度写作”评价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后现代写作。一方面借用“零度写作”对主体的解构，以“零度情感”评价新写实小说，另一方面将“零度写作”理解为摆脱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样式，从而将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后现代写作称为“零度写作”。但不同的学者站在捍卫或批判后现代写作的立场，令“零度写作”在中国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王一川“感兴修辞”论质疑

王一川将“感兴修辞”视为文学的主导属性,从而否定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但“感兴”作为创作论的局部范畴无法涵盖整个文学活动,同时以“语效组合”的修辞来概括文学也不够准确,“感兴修辞”作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不成立的。我们应当坚持文学的审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