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法学"述评及其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启示

凯尔森首倡的“纯粹法学”是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其最基本的特色在于把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极端,排斥法律科学中的一切主观因素;强调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成文法应得到遵守。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自清末启动之初,就受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但在７０年代末以来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实证主义已严重畸变。在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过程中,“纯粹法学”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极具特色的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和关于法律规范效力性的基本观点极富启发意义。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的法律思想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来源于奥斯丁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新康德主义法学,主要包括纯粹法学概念、法律秩序与规范体系、法律和国家的关系、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它对西方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对于迈步走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纯粹法学纯粹性之解读——以纯粹法学与自然法学之区分为视角

凯尔森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纯粹法学,对于初学者而言,一般会感到疑惑的是其纯粹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对这一问题尝试着进行回答,相对自然法而言,描述而非评价乃是方法之纯粹,笔者即重点论述纯粹法学与自然法学之区分,以阐述纯粹之法律与法律科学便是纯粹法理论之全部结果.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纲领是法学教育为法学实践服务,恢复实践法学传统,自国家主席起,联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公检法司等法学实践部门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共同进行法学教育工作。在法学教育地位与人才整合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应当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师吏一体,君师一体"的机制,对法学教育从课程开设、教材编排、教学互动、实效考核诸方面加以监控,彻底排除各种理论法学以及纯粹法典化思路的影响,依法开课,追求法学教育的实际效果。     

凯尔逊的纯粹法学

一、“纯粹”法学的理智基础和范围(1)维也纳学派的背景——1911年凯尔逊在维也纳大学担任讲座时初次阐明他的“纯粹法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学说在欧洲昌盛起来了。这一法的理论是一个独立的罗辑体系。凯尔逊和奥斯丁不同,他不仅抱着同近代发达社会的法律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从法哲学视角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律思想史上的表现即是分析实证法学对自然法学的批判否定。分析实证法学的贡献在于廓清了规范、事实、价值三大论域,使法律从与道德的混同中分离,有利于法学的发展和法律的改革。但是,无论是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理论还是以布莱克为代表的纯粹法社会学都无法回避对法律的价值评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描述与评价时常是缠结在一起的。新分析法学代表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内容",尤其是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学已经表明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崩溃。笔者采取了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研究方法,从法哲学视角阐释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理论上的局限。     

从纯粹法学到逻辑法学——一种法律理论研究的逻辑进路

从凯尔森(Kelsen)纯粹法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出发,通过分析纯粹法学理论的逻辑,探讨了吉野一(Hajime Yoshino)逻辑法学产生的过程.借助现代逻辑的工具,分析了从纯粹法学到逻辑法学的逻辑必然以及逻辑法学中的初始元素、法律语句理论、法律推理结构、法律体系理论和法律语句之间的有效性关系.针对逻辑法学的性质争议,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随着心理学、经济学、现代逻辑学等方法的不断引入,法律中的许多未解问题(如主观确信、博弈分析等)必将产生许多新的法律理论.     

法学方法论初探

实证主义法学方法所坚持的纯粹法学的思维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法学科学性的方法论,为此必须坚持法学科学性与伦理价值相分离的历史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法律规范及法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体系性,实现法律的独立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凯尔森论法的效力与实效

法的效力是法的生命之所在,也是各法学流派之间分歧的主战场。凯尔森开创的纯粹法学对于法的效力与实效的区分,秉承了其新康德主义代表的特色,延续着实证主义对于应然与实然的两分,将法的效力与实效放在不同层面来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法效力基础的追问最能体现凯尔森的新康德主义特征,"先天范畴"在康德哲学里体现为一系列的知性纯粹概念,这些范畴构成一个从低到高、层次井然的严密系统,即"先验逻辑"系统。凯尔森借鉴了康德哲学的这一构想,将"基础规范"引入其法效力体系。     

试论比较民族法学

当今世界约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着2,200多个民族。各国对民族的界定和统计有不同的标准。在当今世界开放的环境条件下,纯粹单一的民族国家已不复存在。多民族国家的概念与法律,反映了民族法制价值取向的一方;同时,是指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即国内世居民族聚居与散杂居的民族关系及其法律调整问题。而解决世界各国国内的民族问题,特别是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国的民族关系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所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民族法学方面学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的不断增多,不断催生着中国自己本土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比较民族法学的诞生。     

叶维廉“纯粹经验”美学论

"纯粹经验"是叶维廉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充满争议性的美学范畴。"纯粹经验"美学概括了庄子及其所影响的中国诗的美感视境,呼应了中国"纯粹性"诗学传统。明晰了叶维廉对台湾现代诗理论建设的方向,是叶维廉锻接传统美学与现代诗论的一个尝试。"纯粹经验"的提法,洞见与不见皆存,尤值得反思。     

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意义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未成年犯罪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也一直困扰着司法机关、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和有关教育部门。而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而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概念,如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犯罪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     

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法学教育改革

法律的生命始终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中国传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严重脱节,已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法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中国法学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参考系。因此,全面革新法学教育,满足全球化环境下的法律职业要求,才能将中国法学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纪。     

当代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下)

法学流派的涌现是中国法律学人的夙愿。虽经中国法学者的多方呼吁,但法学流派的“建构”依然步履蹒跚。从对中国法学流派划分诸种观点的评析中,可以说明流派化意识是形成法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法学流派像其他任何流派的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围、哲学基础、方法论运用、理论体系的创新等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当下,法学中国化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应解决中国问题,法学流派的建构也不能离开这一主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法学流派。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反映中国人对世界法学做出独特奉献的法学流派。这也是对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回应。     

论凯尔森对自然法学的批判及其对中国法学的启示

法治不仅具有"力"与"德"的维度,也不能欠缺"知"的维度。西方自然法学无疑在"德"上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而在"知"上却多少存在问题,这被纯粹法学大师凯尔森进行了逐一剖析和批判:对因果与归责的混淆,对超验事物进行理解和把握的不可能性,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使得法学和法律沦为政治附庸的意识形态企图和功能。这些批判,对于反思中国传统和当代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都具有重要价值,启示我们在注重法治"德"的维度时,也应当用心于"知"的维度,承担科学认知的重任,以免法治沦为意识形态侵蚀下的一场幻梦。     

当代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上)

法学流派的涌现是中国法律学人的夙愿。虽经中国法学者的多方呼吁,但法学流派的“建构”依然步履蹒跚。从对中国法学流派划分诸种观点的评析中,可以说明流派化意识是形成法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法学流派像其他任何流派的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围、哲学基础、方法论运用、理论体系的创新等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当下,法学中国化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应解决中国问题,法学流派的建构也不能离开这一主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法学流派。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反映中国人对世界法学做出独特奉献的法学流派。这也是对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回应。     

关于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法学遗产的断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正在努力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学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怎样建立?这里就涉及到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法学遗产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自己独立文化传统的大国,在长期     

纯粹法理论是否科学

凯尔森在法律思想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以"片面的深刻"廓清了法学研究的三大论域规范、价值、事实。凯尔森坚持科学的法律学只能叙述对象不能评价对象,没有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认知对象的区别:前者的认知对象本身就已经承载了价值和意识,因此凯尔森只对法规范进行逻辑的结构的分析不能保证纯粹法学的科学性;凯尔森没有看到,对社会科学而言,价值并非一种主观任意,而是检验理论是否为科学的标准之一;笔者指出:法律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新道统论法哲学与现代中国法学的兴起

现代中国的知识场域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其深刻性之根本要义在于,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以法学为新的知识轴心时代。从中国思想的长程历史视角来看,这个法学时代将是继子学时代(先秦)、经学时代(秦汉至两宋)、理学时代(两宋至晚清)之后的第四个知识轴心时代。现代中国法学知识的创建,虽然当下在很大程度上要以西方为借镜,但是从根本上说,又必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依归。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道论的基本观念之上的,因此现代中国法学的建构必然在充分吸收西方法学的营养的同时回归到道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创造力。新道论法哲学正是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法学知识时代的到来进行奠基的思想系统。     

《人本法律观研究》评述

法学的发展需要中国自己的法律理论与体系.当代中国的法学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积极研究中国法学发展中的问题,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