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标准比较

恩格斯在1847年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1859年在写给拉萨尔的评《济金根》一信中又提出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明确地把它界定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恩格斯提出的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其实不然,因为不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创始人马克思对文学批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而且恩格斯本人前后两次提出的标准的内涵也不完全一致。     

“莎士比亚化”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曾指出,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以下简称《济金根》)的缺点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同时提出了要“更加莎士比亚化”的重要创作原则。在这里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是作为文艺上两种对立的创作倾向来加以对比的。“莎士比亚化”意味着从现实生活出发,在文艺创作中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席勒式”意味着从主观观念出发,在文艺创作中搞唯心主义。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创作倾向,明确地表达了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原则问题——论“莎士比亚化”的实质

德国的拉萨尔在一八五八年写成了他以德国一五二二年至一五二三年没落骑士济金根起义为题材的历史悲剧《费兰茨·冯·济金根》。拉萨尔的这个剧本的写作,在政治上和美学思想上,都是考虑已久,并深有寄托的。他以济金根的灭亡比附德国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失败,以“民族统一”和“国民自由”的观念为先行主题,用个人形     

关于“《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

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人们对以上用分号分开的这句话的理解,往往大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所谓在正路上”,是恩格斯“委婉客气的外交词令”,并不是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正式评价;有的同志根据“完全是在正路上”这一句话,便断言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持赞赏的态度。我觉得,这些理解都不符合实际。 不错,恩格斯的信写得比较委婉,当他看到拉萨尔的创作有可取之点时,就予以誉扬,     

坚持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批评标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札记

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也是有争议的。为了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史的角度,首先来看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文艺批评是否需要一定的标准?对此,资产阶级美学家曾经有过争论。但文艺批评史的实践却告诉我们,任何性质的文艺批评,都有一定的标准。鲁迅说得好:“我们曾经在文艺     

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的五封信（续二）

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论文学艺术都非常重视作品的情节。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首先称赞的便是作品《弗兰茨·冯·济金根》的结构和情节,说它在这方面“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也首先肯定《弗兰茨·冯·济金根》“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自己“惊叹不已”。两位导师之所以如此重视作品的情节,是与他们对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的规律的认识有关系的。     

“首先谈形式…………”——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的五封信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不光是谈政治内容、思想倾向和典型化等问题,而且也对文艺作品形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即两位导师谈到拉萨尔的剧本时首先谈的都是形式问题,并就剧本的形式因素做了许多具体的分析。马克思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里,开始谈到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首先称赞     

试论社会主义文学对于典型环境的创造

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艺作品应该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要求。就作品的环境描写来说,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也是有着指导意义的。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些什么内容呢?下面谈谈个人的一些不一定准确的体会。在文学作品中,环境是形成人物性格和驱使人物行动的一切客观条件的总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又是通过人物关系体现的,因之,首先,恩格斯认为:正确描写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的形象,对于体现典型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恩格斯批评作者把兴趣集中在垂死阶级的代表——封建骑士身上,面对当时居于时代前列的非官方的平     

《唐·卡罗斯》和“席勒式”

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斐迪南·拉萨尔创作了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以下简称《济》剧)。他把这个剧本连同他写的一份《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和五月十八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给拉萨尔写信,对《济》剧作了评论。由于评论涉及到历史观、悲剧观、美学观中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这两封信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中极为重要的篇章。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端——试析《典论·论文》的艺术特色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篇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对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其知名作家进行了分析评价，而且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问题做了客观的总结。     

马克思怎样看待《济金根》的题材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拉萨尔给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一封“长篇巨页,小字密行,满纸都是糊里糊涂的话”的信,为自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严肃批判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辩护。其中说:“严格地说,你们在这方面的批评,不外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否认过的那种对任何一个悲剧的责备:不是说这个剧本中有这些或那些缺点和错误,而是说它根本不是另一种悲剧。你们的责备归根到底仅仅是:我写了     

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闍赤、中書省和燕京行省

对于蒙古前期的政治制度,《元朝祕史》記载了成吉思汗建国时的大略情况,《元史·百官志》所述大都是忽必烈中統以后的制度,至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到忽必烈改制以前,这五十余年中,蒙古的政治制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史籍缺乏系統明确的記述。我們知道这段期間,正是蒙古汗国迅速扩大,征服了許多先进的民族,国內社会經济制度,阶級关系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的国家机构发生了什么相应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解决这些問題,对于理解元朝政治制度的特点,对于探討上层建筑与經济基础的关系,揭露国家的阶級实質,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解决上述問題,不是     

试论“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学习札记

“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是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提出来的。他写道:“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这是恩格斯“为了党本身的利益”,坦率地批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时,希望于拉萨尔的。毫无疑问,它对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意义极为重大,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实践与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什么是“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又怎样“多注意”它?从前很少有人探索。近年来,虽在一些高等院校学报的有关论文中有所论及,但我所读到的,多是些单纯从“性格描绘”本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新解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新解祁志祥这个问题并不怎么新鲜，已有不少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呢？研究发现：流行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悲剧、喜剧理论的解释、阐发并不尽符合原文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时指出“悲剧性的冲突...     

论新时期文学批评姿态的演变

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以文本为出发点,还是以批评家为出发点？答案是众说纷纭。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考察了“文学批评”概念,其复杂性让人惊叹。却尔在《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中把对文本的解释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然而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猛烈抨击文学批评寄生于文学,认为需要“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无论批评是以文学还是批评家为出发点,都表现了相应的主体姿态。     

刘勰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读《文心雕龙·知音》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专篇。它论述的究竟是文学批评的什么问题,或者说,它论述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很少有人深究。即使有一些看法,也是说法不一。比如,《知音》中提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有人说,这是刘勰提出的六条文学批评标准(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如是说);有人认为这不是批评标准,因为它不是“评价和衡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     

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评庄桂成的《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

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但是，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转型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又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转型的最终指向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庄桂成博士的著作《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1897—1917年间的中国文学批评生态研究》（以下简称《发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一书却在大量的史料考证，尤其是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历史的研究基础上，经过旁征博引和比较分析，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最终指向是科学化和人本化这一独特的见解。     

“席勒式”试谈

“席勒式”,是马克思1859年论及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时首先提出的。它涉及艺术创作中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艺术特征等一系列原则问题,因而,历来就受到普遍的关注。本文试图就“席勒式”的本质及其根源,它与席勒创作的关系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恩格斯悲剧论断之普遍适用性新探

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众所周知,恩格斯这一悲剧论断,是具体针对拉萨尔的悲剧作品《弗兰茨·冯·济金根》而提出的,为什么它又能界说世界艺术史上的一切悲剧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呢?处于最高级位的系统方法——唯物辩证法,给了我们一把回答问题的钥匙。因为马恩文艺学的根本性质是历史的、美学的有机统一,是具有最高级位方法论意义的文艺学,如果离开历史的、美学的有机     

再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异同

一拉萨尔创作《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缺乏现实主义精神。马克思指出:“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指出:“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马克思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提法,与恩格斯“不应该”“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提法含义相同。“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创作思想、创作特征的高度概括。莎士比亚从客观社会生活出发,遵循艺术规律,按照现实主义文艺的整体构思,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