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骚体赋

一骚赋的特征及其在汉代的延续秦汉以后的骚赋是楚辞的余绪,是仿屈的作品。其特征,从语言形式方面看,是用带“兮”字的骚句加强咏叹色彩,增强抒情效果;句子长短错落,比较自由。从风格情调方面看,则无例外地流注着悲与怨的感情。这种骚体牵系着悲情、怨思宣泄于骚句的创作传统,是屈原《离骚》、《九章》等“凄欷紧絭,使人情事欲绝,涕泣横集”的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离骚》的哲学倾向

《离骚》是屈原赋的代表作。两千多年以前,屈原以自己切身的经历,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奇妙地织成了这篇千古称绝的精采辞章,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凡是读过《离骚》的人,无不对诗人为其理想而“上下求索”的精神表示敬佩,也无不对他忧国忧民的悲惨遭遇而深为同情。然而,屈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屈赋不但善于抒情咏志,而且长于以诗论理,情中寓理。     

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后《九歌》时代的《神女赋》——在继承和背叛中基于理性与道德的文学感知

与屈原《九歌.山鬼》中山鬼形象不同的是,宋玉《神女赋》中的神女在即将获得爱情的时候,不敢遂心所愿。神女由爱却不敢爱而生成的痛苦和忧伤,在理性与道德面前作出了让步。毋宁说《神女赋》是作家对诸如“物欲与情感”、“肉体与精神”等涉及到思想、道德和哲学的问题所作的文学阐释。它的出现,构成了对以屈原为代表的荆楚文学神话浪漫主义精神的反省;也意味着荆楚文学神话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衰微。其基于诗性感知的理性视阈,也预示着后世以“良心道德”为内涵与宗旨的文学创作的兴起。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

历代关于《橘颂》意旨主要是两个方面不能统一 :一是《橘颂》的写作时间 ,早年 ?晚年 ?二是《橘颂》歌颂的对象 ,屈原自己 ?君子 ?楚王 ?又有一个共通点 :《橘颂》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笔者从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结论 :《橘颂》的写作时间当是屈原青年时代从政初期。《橘颂》歌颂的对象应是橘树。同时 ,笔者以为此文是解读屈子精神的重要文献 ,但历来因为屈原的另一篇文章《离骚》的存在而被忽略了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离骚》创作时地新探

现当代楚辞学界对《离骚》的创作时地仍然有许多不同看法。根据对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载和对《离骚》及其它可靠屈原作品的仔细、全面的解读与分析,《离骚》最有可能是在约楚怀王（公元前313年）至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所作,是屈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早的作品。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蔓聚奇赋》“戛戛独造”说悬解

金代王寂的《蔓聚奇赋》不直言所咏之物为“竹”,而是通过特性、功用、用典三方面来暗示,以达到扑朔迷离的文学审美效应。这种刻意出新的尝试与追求是王寂一贯尚奇争胜的创作个性的体现,也正是《蔓聚奇赋》“戛戛独造”之所在。     

逸响伟辞 卓绝一世——论《离骚》

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灿烂诗篇,就其审美主要内容而言,是贯穿着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怨”的。这一审美标准在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纵观史实,“屈系放逐,乃赋《离骚》”,贾谊贬谪而作《吊屈原赋》,司马迁著《史记》乃“无韵之《离骚》”。自汉以下唐宋而至明清,诗文词赋戏曲小说中所表现的“怨”,的确形成一脉并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针对各自不同时代的黑暗现实发出愤怒之“怨”气,又含有鲜明时代的批判战斗激情。这就是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屈原,就是站在这个光辉传统上的第一个伟大斗士。本文就此对屈原《离骚》进行如下探讨。     

汉代咏物赋的模式及其变迁

在对汉赋的研究中 ,骋辞大赋和抒情言志的小赋受到高度重视 ,而咏物赋则几乎面临被“默杀”的境地 ,少有研究者问津 ,这与咏物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相称的。细读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 ,汉代咏物赋有四种咏物模式。这四种模式在反映汉人审美意识、承传艺术特征、开拓艺术手法方面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中物以明德和物以彰德是两种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物以比德和物以入景两种模式 ,前者在中国文学比德说的系列中应是一个重要环节 ;后者不但具有开创性的场景描写 ,而且通过弱化咏物、强化情的因素催发了抒情小赋 ,这种模式变迁的意义提醒我们重视对咏物赋的研究     

论《离骚》的结构美

抒情长诗《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它“百世无匹”,影响后来的文学“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因而后人评说《离骚》,历久不衰。如果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奉武帝诏命作《离骚传》算起,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总观这漫长的评说历史,对《离骚》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创作方法等等无不涉及,尤其是对思想内容和语言方面的     

两汉时期屈原的崇高化与《离骚》经典化历程

根据屈原与<离骚>在汉代的地位衍变历程,认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两汉文人的崇慕与赞美,是促成屈原地位崇高化、<离骚>经典化的关键性因素.总体看,屈原与<离骚>在汉代的地位衍变经历了西汉初年、汉武之世、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四个阶段.在此期间,屈原由凡人而贤巨,由贤臣而圣人,而<离骚>也随之由"赋"而"经",最终成为文学经典.从此,屈原便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典范而栽入史册,历久未变.     

戴震《屈原赋注》思想内涵的自我超越——以《离骚》解说为中心

戴震《屈原赋注》的定稿本相对于初稿本,在文本解读与思想认识上实现了重要的超越,主要是突破了单一的人格主题,强化了"怼君"的政治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了《离骚》的精髓,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屈原作品所蕴含的批判能量。     

三家《诗》流传情况考

齐、鲁、韩三家《诗》号称“今文《诗》”,在汉代盛行一时,终于东汉,并立学官,而《毛诗》不得立。后汉郑玄作《毛诗笺》,三家渐亡。古籍关于三家《诗》亡佚时间的记载有出入。实际上《鲁诗》和《齐诗》均亡于西晋,《韩诗》今天仅存《韩诗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