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颉刚在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中的结点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兴起了继晚清西北史地学之后的第二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顾颉刚正是该学术潮流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不仅是边疆史地研究人才的培养者和学科奠基人,还是边疆教育刊物的热情倡办者和普及者,更成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群体中联结学人与学术团体、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学术与政治的结点。     

试述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在新疆的民族学调查

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是中国边疆探察史研究的热点内容,多为学者关注,也日益成为普通读者关心的热点。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少有记述。马达汉对新疆的考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考古、人类学、气候等方面,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旅行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科学考察资料。这对我们研究新疆近代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史论结合的创新之作——《中国边疆经略史》读后感

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的地域 ,为历代中国史学家所关注 ,不少学人为之倾毕生之力。自 19世纪下半叶以来 ,经历数次高潮、百余年发展 ,如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虽已成为一门显学 ,但自 4 0年代后终无一部中国边疆发展和经略的通史性专著问世。综述中国边疆历史发展的演进 ,总结历代王朝经营边疆的得与失 ,汇集学者多年来前沿研究的成果 ,撰写一部中国边疆通史性的著作 ,已是该学科发展之必需了。 10多年来 ,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在共同的研究领域汇聚一处 ,围绕改革开放后新兴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 ,常年耕耘 ,硕果累累 ,而今个个已成知名方家。主编…     

一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前行著作——读《马大正文集》

马大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辛勤耕耘了数十年,陆续出版了5本成果的结集:《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     

长城的团结: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历史法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评述

拉铁摩尔以长城为标志,对中国历史边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展开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以草原、绿洲、农业等人文地理概念为范畴,对中国北方边疆区域地理生产方式、经济政治交往的相互性因素进行宏观考察.提出中国历史是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两种秩序相互循环的历史理论.拉铁摩尔的研究恰好反映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关系.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法理.20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东部(海洋)与西部(陆地)区域间的新地理循环,以构建中国的工业化.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性”研究的生成与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不是与其“即时批评”的发生结伴而行的产物,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被“学科化”的进程中逐步完成了其“历史形态”的塑形.。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可视为第三阶段;80年代末至今属于第四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时段划分、经典指认、现象选择、历史叙述等方面,不仅与时代的修辞语境关系密切,而且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复杂变化的典型“镜像”。     

现代诗学创建的人文品格——评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在现代诗学理论的建设上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门现代新诗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状态.潘颂德把中国现代诗学看成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互补格局,以缜密的求实态度与开阔的当代视野,对各种类型和倾向的诗学观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了现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现代诗学批评史的构架.     

构建与实证——评《浩罕国与西域政治》

浩罕国,一个已消逝了的中亚汗国,鲜为人知,但它在中亚史、新疆史及中国边疆史上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了中国西部地区与俄国共同边界大致走向为:“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走,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①问题便是,浩罕是个什么政权?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与清代中国有什么关系?这是研究中亚史、新疆史、中国西部边界沿革和中俄关系史时不容回避的问题。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潘志平研究员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撰写了《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于1991年出…     

填补空白 努力创新——初读《当代重庆简史》

俞荣根、张凤琦主编的《当代重庆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已于2003年9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重庆史学研究及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地方史著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随着中国区域史研究蓬勃展开 ,重庆史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反思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复兴,而在时代要求、中国现实与理论挑战的推动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逐渐成为显学。反思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各有得失的理论进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面临的前提性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领域定位、现实依据、理论维度、立体动态、旨趣倾向、研究路径和目标指向为结构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构想。     

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拥有丰富的地缘边疆资源,也拥有悠久的边疆经营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边疆假说”理论(“社会进化论”、“非均衡性发展论”、“环境适应论”、“美国例外论”等),对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有一定的启示.特纳认为“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并最终推动了整个美国的文明进步.事实上,边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边疆的拓殖、经营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晚清时期外国人对中国东北边疆的探察——以小越平隆和《满洲旅行记》为中心

晚清时期外国人对我国东北边疆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撰写了大量相关著述,这为研究该时期我国边疆史地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日本人小越平隆先后两次深入东北边疆考察,以亲身经历和所见写成了《满洲旅行记》一书。该书记述了光绪年间我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清末东北史的第一手资料。小越平隆的许多见解对东北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沙俄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凭借与中国比邻的地理优势,沙俄是最早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开展研究的欧洲国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文献研究与俄国汉学的发展同步,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西北边疆考察方面,沙俄以俄国地理学会为中心,对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在内的几乎全部中国西北地区开展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数据资料。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     

跨界与回归：边疆环境史学的现代价值

当代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呈现跨区域态势，边疆地区或因生态分界被打破，或因位于生态位过渡带，成为环境巨变及生态恶化的高危区域，边疆环境史研究在历史进程及环境史学界长期缺位的状况近年有所改变，但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边疆历史环境变迁及生态恶化晚于内地，近代化以来，生态危机使边疆在另一层面上成为中心，成为环境外交中影响最大、关注度最高的区域。边疆环境的自然属性及其生态价值开始显现并日渐回归，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以另一种面目呈现。作为当代环境整体史学的重要部分，边疆环境史必将在生物多样性及本土生态恢复、生态安全、环境外交等领域彰显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及价值。     

黄文弼与顾颉刚——民国时期新疆考古与边疆研究的交汇

黄文弼与顾颉刚是北京大学哲学门同学。毕业后,两人先后留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黄文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事新疆考古。黄文弼的工作促使顾颉刚开始关注并介绍中国的西北考察成果。顾颉刚之后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以推动边疆研究。黄文弼在《禹贡》上发表过数篇文章,也是禹贡学会的重要成员。他们数十年的交谊,是中国早期边疆研究的历史见证。     

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笔谈)

主持人语: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学者在以自觉理论建构意识和学派的集体突进方式,力图创建具有思想独立性的美学理论,另一方面,这场论争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化的美学理论主题探讨中,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视野都较典型地体现出当代美学研究特点的一道理论风景线。对于这一段中国美学的当代问题史,梳理其中的特点和规律,把握发展中的成就或不足,是置身同一理论语境的当代学人理应承担的义务。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当代文艺学美学前沿问题”的讨论课上,设置了专题…     

马凯诗词的承流、近源与本体

古代诗人政治家是马凯诗词的远景,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则构成了其近源。马凯及其旧体诗词表明,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诗人政治家一直延续到当代。马凯作为经济学家,又从事旧体诗词创作,其旧体诗词也不当以普通文学作品看,而应纳入到“学人之诗”的范围。由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等不同,马凯诗词与元白新乐府、现代学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古代士大夫以儒家实用理性入诗,是产生现实主义诗歌的根源;马凯以现代实用理性入诗,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现代学者以现代人文学术入诗,开辟了古典诗词的新境界,马凯旧体诗词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入诗,是现代学人之诗的延伸与发展。与元白新乐府相比,是两种实用理性的不同;与现代学人之诗相比,是两种人文价值的不同。中国诗性智慧、现代经济学理与当代政治实践三者的和谐,既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作为诗人的贡献所在。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