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县制”的体制性腐败

南京国民政府以《县各级组织纲要》为基础建构的"新县制",虽然号称为"自治的县制",实质上它所实施的仍然是那种"旧"的"官治的县制"。地方治理仍然是集权于上,事财分离。"新县制"实施以后,县各级组织机构膨胀臃肿,人浮于事,压榨摊派,贪污成风,腐败问题十分严重。那是一种不良法制所建构起来的体制性腐败。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省级行政体制,是国民党维护在地方的统治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然而,从地方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上看,它又是在封建政体趋于瓦解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产生的变革。因此,探讨这一行政体制变革的内容、原因、以及变革后省制的地位等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来说,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唐代道制建设与改革三题

鉴于汉代州制演变最终导致汉亡的历史教训,唐代在道制建设与改革上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与创新。唐初的十道制与"因事而遣、事毕即罢"的运行机制较好地完成了巩固政权与地方监察的双重任务;武则天与唐玄宗时期官员们对地方监察制度规范化、常规化改革的阻挠延缓了道制的地方化进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毅然罢去开元十五道建制,使得唐王朝免于速亡的历史命运,而和藩镇共存一百多年;这都是唐管理阶层制度探索与创新的成功之处。然而,唐道终不免重复汉州的命运,表明在地方治理方面,古代的中央政府有着不可克服的难题,显示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力图超越自身局限的艰难与无奈。     

"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果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法律近代化、法律文化、宪法与宪政制度、经济法律、司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较为可观的成果。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及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成熟,学术界对已有的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进行了反思。伴随反思,出现了现代化的范式、文化的范式、法律与社会的范式等新的研究范式,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今后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应注意历史、法律及当事人的在场。     

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实践及其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确保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变化,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其探索实践和历史经验值得很好地回顾与总结。     

“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当代史研究

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揭示了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在当代史研究议程中的重要性。认识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史，更要在国家史中做研究，增强对历史过程中的“国家”及相关概念、机制、解释等的检视。方法层面，历史政治学中一些非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会丰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升其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概括能力。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家庭财产继承制探析

农村家庭财产继承制度是中国社会中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的一种家庭经济制度.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历了历史的剧变,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制约,农村家庭财产继承权没有像社会政治制度那样产生颠覆性的变革.但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的变迁,农村中基于封建小农经济的传统家庭财产继承制也受到了冲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传统小农经济的逐渐瓦解以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与权利的变化,维持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农村家庭财产继承制正朝着新的方向演进.     

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变革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革、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两大巨变:一是由思辩的、分析的历史学取代中同旧史——述事的封建史学;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移植的和不     

中国传统县制的历史分析

县制在中国已有近两千七百年的历史。中国传统县制有着设计简约、职官选任严格、职责清楚、分等级治理、低成本管理等优点,它是农业经济时期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随着工业化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县制的传统弊端已经成为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阻碍。运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的科学态度分析传统县制,对于当今我国的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有积极的资鉴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地方政府体系变革的有限性——以浙江为例的探讨

在历史巨变的辛亥革命时期里,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同中央政府一样都发生了变革,但变革是有限的,浙江事例即说明此点。浙江军政府组织演变的中心是都督权力逐渐加强,议会的制衡日益软弱。军政分府的成立和撤销反映了全省行政如何统一的问题,传统的省、府道、县三级行政建制向省、县二级制过渡,但到底是三级制还是二级制值得考虑。县等划分和县知事、县议会、县法院三权并立组织体系的设置标志着新型县制的确立,但许多规定还停留在字面上。可见,即使在被视为各省推行近代民主政治榜样的浙江,民主的影子也在逐渐消失。     

吴泽传略

吴泽教授,笔名哲夫、胡哲夫和宋鱼,江苏省武进县人。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双博导师、一级教授。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倡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经世”学风,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等学术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概念史”是伴随“语言学转向”而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总体而言,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身份未明、时代未定、平台未建的起步阶段,有志者当从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成果、组建概念史合作研究团队、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等方面继续努力.     

论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变与政治文明的演进

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含行政体制)的演变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一条主脉络。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从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政治建设、政治变革中均以制度选择和权威变化不适应而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制度文明是核心,而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发展则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先导和条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探索选举规律 服务民主建设——读胡盛仪研究员《中外选举制度比较》

"选举"古已有之,中国商周时期就有"乡举里选"。但民主选举并非源于古代中国,而是源于古希腊罗马,自始就打上了西方文明的印记。然古希腊罗马选举与近代选举根本不同,近代选举和选举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英、美、法等国先后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议会选举制度。近代选举制度形成后,伴随殖民扩张全球化,逐渐扩展到全球,选举成为当代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作为一项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性格、政治结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