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

《春秋》学在汉代政治法律中发挥巨大经世作用,与判例法实践的关系尤为紧密。《春秋》的"比事"之教,与判例法中的"比"有密切联系,《春秋》义例学是以"比事"为基础,总结归纳圣人的裁断原则,体现出"无达例"的灵活面貌。《春秋》的"属辞",即书法、笔法,是"比事"的体现。不能简单类比史书修撰体例理解《春秋》义例。董仲舒对《春秋》比事智慧做了深入的阐发,对《春秋》义例学做出重要贡献。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董仲舒“《春秋》笔法”论纲

“《春秋》无达辞”是董仲舒对“《春秋》笔法”的精炼概括和总结,具有三种含义：其一,有“常辞”无“通辞”,针对《春秋》记事用语不统一而设,是董氏完整的《春秋》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其二,“微言”、“微辞”,即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话,指《春秋》记事不记言,却能以事明理,在事实的陈述中含褒善贬恶之义;其三,“微旨”、“大义”,指经圣人笔削而事别关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精妙,使人深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从而防微杜渐。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论赵汸及其《春秋》学

元末徽州学者赵汸在老师黄泽的启发下,专攻《春秋》,先后撰成五部专著,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春秋》学体系。他的《春秋》研究纠正了前人重褒贬的所谓"书法"问题,或主张《春秋》仅是"实录"两种倾向。他另辟蹊径,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探求《春秋》大义,代表作是《春秋属辞》。由此可知其《春秋》学具有经义辨析和史学考证并兼的特色,在当时被誉为"发千古不传之秘",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代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便由此而起。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春秋》经传的研究思路与特色 ——张高评教授访谈录

张高评教授研治《春秋》《左传》四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九种,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前三十年,张教授大抵着力于《左传》文本之探讨,先后从古文义法、以史传经之视角,考察《左传》之文学价值,以及《春秋》书法之运用;近十年来,张教授掌握属辞比事之要领,诠释孔子《春秋》之微辞隐义,对于中国叙事传统之脉络,尤有正本清源之提示。为传播学术,沾溉后学,特就《春秋》学一题访谈张高评教授,以飨读者。     

辑佚视角下的唐宋《春秋》学研究——读《唐宋〈春秋〉佚著研究》

黄觉弘教授所著的《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是一部兼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辑佚学新著。其特点是辑佚与考论结合,清晰地展现了既注目于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真相,又突出佚著佚说重点的学术特色。其所具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既可为唐宋《春秋》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唐宋《春秋》学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同时"对于唐宋时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也将大有裨益"。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