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也谈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诠释学解析

对于《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一事,学界从认同到质疑,经历了长期争议。从诠释学角度看,孔子"作"《春秋》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借文本诠释成就观念创新。孔子"作"《春秋》,使鲁史《春秋》的属性及其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即由侧重历史和实证向侧重政治和诠释的转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过去,后者注重现在;前者注重客观,后者注重主观;前者注重记事,后者注重诠释;前者注重史料真实,后者注重政治启迪。孔子"作"《春秋》,就是通过诠释《春秋》,以"窃取《春秋》之义"的形式,对鲁史官的资料选择和意义表述进行契合时代的再诠释,即在"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的无奈中,用褒、贬、讥、绝、讳的方式,阐发和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它们包括:尊王尊君的政治秩序、灾异谴告的权力约束、倡导亲迎的伦理秩序,以及由地缘区别到文化差异的新夷夏观。     

批判性关怀：孟子论孔子与《春秋》

［摘要］孟子从“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出发，构建了孔子与《春秋》的文化关联：一是作《春秋》的时代背景——“《诗》亡然后《春秋》作”；二是孔子作《春秋》的两难心境——“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三是《春秋》的儒家政统意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构建在残酷、现实的权力斗争之外发展出冷醒、理想的政治批判传统，承诺并敞开了传统儒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政统视界。     

孟子“《春秋》学”考论

先秦时期是"《春秋》学"形成、发展及分化的重要阶段,孟子"《春秋》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提出孔子"作《春秋》"说,这一说法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社会动因及历史效果,开启孔子素王观念;二是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从文化层面揭示《春秋》的内容及笔法,突出《春秋》的王道精神;三是提出"事"、"文"、"义"观念,肯定"原生态历史"的存在,认为这种历史是能够认识和表述的,但是,史家在力求客观书写历史即求真之外,还应该追求"善"的目标。也就是说,史家在撰写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应该体现自身的社会良知,发扬褒善贬恶的批判功能。整体上看,孟子"《春秋》学"表现为经、史观念融合的诠释进路,亦即包含对《春秋》的经学阐释和编纂伦理的认识与观念,这不但对《春秋》的"经典化"及"《春秋》学"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深刻影响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形成。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论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

[提要]魏源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诗》与《春秋》一义”。依魏源,《诗经》与《春秋》均经过孔子编排,其中都寓有孔子之微言大义。这些微言大义是孔子基于素王的身份作出的,既有对“夷狄盛而中国微”之现实的回应,又有对“变周之文用夏之忠”之理想的建构。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的提出,与道光年间四夷窥伺日深、中国失道民散的现实相关。魏氏意在通过存三代以上之心,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事,扶中国大厦于将倾。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春秋纬篇目辨析

春秋纬的篇目以《后汉书.樊英传》中李贤注列举的13篇和有宋均注的《春秋命历序》、《春秋内事》共十五篇为基本篇目。后世在对春秋纬辑佚时由于学术观点以及所见佚文的不同导致春秋纬篇目逐渐增多,今天能见到佚文的春秋纬大致有24篇。在对春秋纬进行研究时,我们应当以前15篇春秋纬的佚文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其余作为春秋杂纬以备参考。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

《春秋穀梁传》所记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可信的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孟子》所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在《春秋穀梁传》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添枝加叶的发挥。孟子在穀梁子之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      

铁犁牛耕对汉代农业深耕细作技术的影响探析

本文结合《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和各地出土铁犁的统计分析,认为铁犁铧首先出现于春秋时期,而铁犁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则在两汉时期。铁犁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以及铁犁在制作材料、形制方面的不断进步,为秦汉农业深耕细作技术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手段和动力装置,促进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产生质的飞跃。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董仲舒“《春秋》笔法”论纲

“《春秋》无达辞”是董仲舒对“《春秋》笔法”的精炼概括和总结,具有三种含义：其一,有“常辞”无“通辞”,针对《春秋》记事用语不统一而设,是董氏完整的《春秋》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其二,“微言”、“微辞”,即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话,指《春秋》记事不记言,却能以事明理,在事实的陈述中含褒善贬恶之义;其三,“微旨”、“大义”,指经圣人笔削而事别关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精妙,使人深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从而防微杜渐。     

程公说与《春秋分记》

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程公说所著《春秋分记》九十卷,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春秋分记》在体例上借鉴了《史记》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颇为珍贵的是,《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古地图,是名副其实的“图书”。《春秋分记》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全书贯串的“大义”集中体现为“大一统”与“尊王攘夷”,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今世所见《春秋分记》的唯一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