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春秋大义看君臣关系——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一文萌芽于《春秋大义述》,成文于《积微居小学述林》,该文误解了《春秋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的意思,从而遮蔽了君臣关系的“春秋大义”。这种误解根源于对《春秋公羊传》义例关系的忽视,《公羊传》将《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     

《春秋》"三传"同异离合关系论略

汉代经学兴起以后,学者们围绕《春秋》和“三传”发生多次大的争议。除“三传”来历及其与《春秋》关系等基本问题之外,有关“三传”间异同、优劣的纷争更成为久而难决的议题。作者针对《春秋》与“三传”、“三传”（尤其《左氏》与《公》、《毂》）之间的关系问题,梳理了宋代以前的主要观点,认为“三传”同根于《春秋》,“三传”体制不同且大义有别,因而既不宜彼此优劣,更不能互相取代。     

从传奇改本看冯梦龙的思想世界

冯梦龙为了科举考试长久研读《春秋》,并撰写了相关著述。他深受《春秋》大义影响。《春秋》成为他认识世界的方法,这在他的传奇改本里有着深刻的反映。可以说,传奇改本成为冯梦龙参照《春秋》大义重建“世界秩序”的理想文本。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     

法显《佛国记》和谁最先发现新大陆

法显《佛国记》和谁最先发现新大陆祝注先东晋至十六国时代（公元３１７—４２０年）的佛门弟子法显因著有《佛国记》而闻名于世。《四库全书》独具慧眼把《佛国记》列入史部·地理类。《辞源》、《辞海》都收录了《佛国记》条目。《辞源》说它“是我国现存有关海外交通的...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春秋》经文，每年第一条必是“春王正月”，若正月无事可记，则必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春和月份无需解，何以必书王字？《公羊传》说是为强调“大一统”，何休引申说是为通夏、商、周三统；杜预说是专指周平王，以正《春秋》之始；桓公年...     

踏平坎坷,成人成才——在深圳大学的演讲

各位同学,江书记,章校长,各位校领导:列宁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人们应该知道过去。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是孔子的《春秋》,春复秋,秋复春,年复一年。之所以取其名曰《春秋》,源于24节气中两个重要节气:春分秋分,春分秋分之日昼夜平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对《红楼梦》 的影响辨析

初唐最著名的两首七言长诗《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都对《红楼梦》有着非常明显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中的具体诗词,尤其是对林黛玉的《葬花吟》和《秋窗风雨夕》的形式方面的影响,以及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的影响。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