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圣人，圣言与圣行：作为一种经学判断的“孔子作《春秋》”

从观念构成及话语运作来重访“孔子作《春秋》”的争议问题,可将这一声明解析为三项话语要素：即作者、文本与书写。在汉代,对《春秋》作者的溯归与形塑,关联着《春秋》文本和书写的定位,三者协同运作,表征着不同的经学立场与判断。在中国经学话语空间中,诠释主体与话语系统是相互生产的,而圣人、经书与书写这样的观念更需要被视为话语系统内部具有自我指涉与交互指涉意义的符号。“孔子作《春秋》”这一经学声明极为典型地体现了话语述行的能量：经学诠释主体通过言语行为的反复实施来构建话语事实,也施行经学实践本身。     

孟子“《春秋》学”考论

先秦时期是"《春秋》学"形成、发展及分化的重要阶段,孟子"《春秋》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提出孔子"作《春秋》"说,这一说法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社会动因及历史效果,开启孔子素王观念;二是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从文化层面揭示《春秋》的内容及笔法,突出《春秋》的王道精神;三是提出"事"、"文"、"义"观念,肯定"原生态历史"的存在,认为这种历史是能够认识和表述的,但是,史家在力求客观书写历史即求真之外,还应该追求"善"的目标。也就是说,史家在撰写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应该体现自身的社会良知,发扬褒善贬恶的批判功能。整体上看,孟子"《春秋》学"表现为经、史观念融合的诠释进路,亦即包含对《春秋》的经学阐释和编纂伦理的认识与观念,这不但对《春秋》的"经典化"及"《春秋》学"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深刻影响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形成。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El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五经异义》承续了《白虎通》的一统方向,裁定经说、融通今古,代表了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经学的经学一统。《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