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述评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而建构的。他本着独特的历史视角,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建构起一套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汉代《春秋》公羊学政治论义发微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占据思想界主流,而在经学中对现实政治影响最大的是以《春秋公羊传》为文本、以董仲舒为代表人物的《春秋》公羊学,它以《春秋》记载的古代政治事实为材料,以汉代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指导,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通过宇宙秩序、天人之际、古今沿革、中外关系、统治方式等问题的论述,为现实政治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哲学原则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原本天人，参连相因”——王符“天人之际”思想略论

以董仲舒的神学天人感应论为参照系,通过对王符的有关天人关系问题的论述,指出其与董仲舒的不同,进而彰显一种具有某种"异端"思想倾向的"天人新义".     

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演变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文化之根,其内涵逐步发展演变,经历了先秦时期天尊人卑、天道自然、天人同性、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参,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再到宋代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这种天人之间统一、协调的哲学观念,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天地崇拜、生产、医学养生、生态意识、文学观念等各个方面,丰富并发展着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董仲舒天人关系思想新论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思想,已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作过专门的论述.虽在一些具体说法上不尽相同,但基本是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以迷信手法编织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目的是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提供理论根据,其作用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他的天人关系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我认为,他的确是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他把四时、阴阳、五行等精心地揉和在一起,力图说明自然界是有秩     

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天人感应中的“天”“人”关系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成为汉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对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感应理论就是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杂糅百家用于阐释其政治哲学的表现形式。厘清其中的＂天＂＂人＂关系,是理解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关键。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春秋末战国初发生了向占星学的根本转折。这一转折支配并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思想、学术和政治。在汉代经学中,不但程度不同地羼杂了这种占星学与阴阳五行混合的思想,甚至在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其中,观象于天,法类于地的占星学思想成了《易传》的核心观念,而《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据此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由此可见,占星学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再认识

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再认识曾振宇天人关系是先秦两汉学术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此后，成为历代思想家讨论的焦点。近些年，天人关系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有些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将西方哲学文化的性质归纳为“天人相分”，将中国传统哲学...     

神话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天人论

文章以神话哲学的视角探讨《庄子》天人关系论与上古神话的渊源关系。认为《庄子》的“万物齐一”、“天人合一”思想承续了神话哲学的万物平等、天人和谐的观念。指出万物平等是《庄子》天人论的逻辑基础,天人和谐是其目的,而实现天人和谐的途径则是随顺自然、自然无为。文章的结论是:庄子的天人关系论在内在本质上与神话一脉相承。     

评董仲舒的认识论

董仲舒为了替“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依据,以适应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他从唯心主义本位论出发,颠倒天人关系,炮制了“天人感应”论,(在《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上,刊登鄙人的一篇拙作,对该论作了批判)又用形而上学的宇宙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析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理解,一般认为所指的是《诗》的创作或文本的消亡;如果将＂《诗》亡＂放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语境下,通过论述《诗》与《春秋》对当时现实政治文化功能的重大影响,可以见出＂《诗》亡＂的内涵正是《诗》的现实功能的衰亡。     

论董仲舒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董仲舒从天人同类、彼此感应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天与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的;他从“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天道观出发,认定历史运演是“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的统一;他既把历史看成按黑、白、赤三统循环顺序运演,又认识到在循环运演中包含着进化;他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运用于历史考察,认为历史运演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他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总结前代的历史经验可为后代治国兴邦提供借鉴。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论董仲舒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独立的人与自然关系论,中国历代思想家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人、自然都是天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从天人关系中来梳理。汉儒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工具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统,其中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可以为今天的生态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