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与"习武"

本文通过分析,阐明了"讲"和"习"具有相同的词义特点:"反复多次",并且都与武事相关。"讲"和"习"在"练习"义位上构成了同义关系,使得它们能够构成这个意义上的词组,并逐渐凝聚成同义复合词。因为"讲"包括了言和行两方面的行为,而"习"针对的是行动,所以排列的顺序是"讲 习"。从经传中的使用来看,复合词"讲习"舍去了其语素"讲"与"习"的其它特点,只抓住了"反复演习"这一点。     

本体论的"本义"与"转义"

"本体"在中文词源里,有"最高"、"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等含义;本体论虽然是外来词,但翻译为中文后,与原来的ontology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产生了明显的"转义": 如果说ontology的"本义"是一种"是论"或"存在论",是一种超验的"纯粹的逻辑规定性",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是"与经验世界隔绝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是"不能从现实世界得到验证的纯粹的原理",是比一切其他哲学思维都更纯正的"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水土"上,"本体论"已经具有了比西方的ontology丰富得无可比拟的"转义".这种"转义"包括了人类对世界上一切"最高"、"最终"、"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的事物(或事件、事情、事实、事理等等)的追求,包括了人类对各种经验的和超验的"逻辑"、"原理"、"范畴"的把握和运用,包括了人类"溯本求源式的意向性和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思维"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了人类"超越有限,指向无限"从而能动地实现人生根本意义的终极关怀.这种"转义"既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影响,更重要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需要.在哲学范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论"人肉搜索"的"正"与"邪"

"人肉搜索"自诞生以来,在社会上已是风生水起.它帮人们寻亲找友、助社会网络反腐、倡导社会道德;但同时,由于使用不当,它也侵犯了人们的隐私、伤害了无辜,甚至成了杀人的帮凶."人肉搜索"的"正"与"邪"轮番上演.     

为"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疏义

从"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各自概念的产生、多种界定以及性质的多种理解上,分析比较了二者的关系,为"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理解理清了一个思路.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玄圣"孔子"为汉赤制"

倡言"玄圣"孔子"为汉赤制",是谶纬宣扬尧后火德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春秋公羊家们曾有孔子"缘鲁以言王义"、"以<春秋>当新王"的理论,把没有过当"王"的实际经历的孔子说成为"素王";而谶纬家在公羊家说的基础上,对"素王"说做了怪异的发挥.他们声称:孔子是"黑帝后",因属德为水,故无法"代周家木德之苍",于是只好充当汉继周的媒介,以"玄圣"的身份"为汉赤制";<春秋>、<孝经>两部书,是"玄圣"用以制法的主要典籍,而<春秋>所记"西狩获麟"故事,则是"赤受命.苍失权"之符.为了使"获麟"与"赤汉"受命产生联系,谶纬家对"获麟"故事做了指向很明确的改编.孔子由"素王"变为"玄圣"的过程,便是由"受命王"变为"制法主"的过程.谶纬把孔子作为"闰统"置换了与其同德的秦,在为古史平添了一个虚拟的"春秋朝"的同时,也剔除了一个实际存在过的秦朝.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丑书"解析

从技法出发,分析了"丑书"的基本特点,回顾了它的历史,解析了它的美学意义,指出了"丑书"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丑书"发展的趋势.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难免"和"难免不"

"难免"和"难免不"曾被认为是一对同义的语言单位,能互换使用。研究表明,在后接具有褒义内涵的语言单位时,"难免"和"难免不"一般不能互换;"难免"先于"难免不"产生,使用频率大大超过"难免不";从结构形式上看,"难免不"不是一个合格的结构体,它被看成一个语言单位,是重新分析的结果。"难免"一词符合荷恩等级关系."难免不"中,"难免"起到了弱化和模糊"不~"的否定意义的作用。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论我国历史上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知导行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三个环节     

政府管理法治化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依法治国的要义在于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则有赖于政府管理法治化,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具体应从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理顺党政关系;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三、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四、转变政府职能。     

法治政府：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

构建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环节,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也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法治政府的生成遵循着自身特有的规律,法治政府决不是“法治”与“政府”的简单叠加,就实质而言,法治政府是“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这一结论是从现代法治的一般面貌、宪政对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及法治政府的构成要件的关联分析中得出来的。     

以德治国之管见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通过对西方国家道德素质教育和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分析 ,进一步理解和阐释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联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主要途径等法治思想,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