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在两岸学术交流中起了破冰的作用,关于此方面的交流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时间切近,不少亲历者犹在,但历史记忆已经出现偏差。仔细检讨交流对于两岸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研究所产生的作用,以及所遗留的问题,不但有助于推动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研究的持续发展,而且可为两岸的学术交流提供借鉴。     

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读后

<正> 凡是稍懂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孙中山,但对其他领导者则不一定知道,甚至一无所知。一般外国人就更不必说了。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都深知除了孙中山之外,还有一批革命领导人和孙中山一起领导了这场伟大的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兴。但是研究孙中山、推崇孙中山的甚多,研究黄兴、推崇黄兴的却甚少。即使对黄兴有所研究,但多局限于就事论事,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多估计不足,评价偏低(年谱除外)。一部辛亥革命史固不可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史实,如果没有,就等于去掉辛亥革命的灵魂;也不可没有其他革命领导人、众多的革命战士及广大人民的斗争史实,如果没有,就等于去掉辛亥革命的血肉之躯。黄兴作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诚拥护者和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功甚伟。     

记忆与历史: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及其影响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建构,达到灌输革命学说和凝聚党人心理的目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一条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一种革命后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在孙中山去世之前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孙中山去世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根据孙中山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

研究辛亥革命的国内外学者,往往不注意孙中山对袁世凯认识过程的探究。其实,弄清楚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不仅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且可减少我们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让权问题认识的片面性。我认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认识摸糊——过份轻信——看清本质的过程。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国情的认识及其影响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国情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对辛亥革命有重大影响。因此,探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国情的认识,研究其对国情的认识与辛亥革命成败的关系,对于深入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有益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生活在这一社会氛围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孙中山,为解救国家于危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正>《广东社会科学》从1996年起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栏,锲而不舍15年,深得学界同仁的倾心与爱慕,蔚为该领域的学术高地,对拓展和深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居功至巨。值辛亥百年大庆,忝为见证人之一,感奋无似。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鼓起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61年,在武昌举行的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资     

简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蔡

在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革命领袖和英雄,其中孙中山、黄兴、蔡锷是最为耀眼的风云人物。孙中山是民主革先行者、辛亥革命的思想指导者和主要领袖。黄兴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卓著贡献,成为与孙中山并称的领袖人物和共和国开国二杰之一。蔡锷则在辛亥革命高潮和余波阶段树立了丰功伟绩,成为杰出的民主革命将领、护国英雄。他们都永垂史册,值得纪念。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耿云志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革命纲领是尽人皆知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人们已做了相当多的研讨，而对民生主义及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影响如何评估？似乎仍有讨论研究的余地。本文试图对此略做一...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