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实证研究

当前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况，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信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总体的状况是，高信任与高不信任共存，大学生对中央政府、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信任度高，对抽象问题的回答总体较为积极，但在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对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和具体政务等方面，则表达了相当程度的不信任。对政府的信任超过了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对法律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给予了较高的信任。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受家庭背景、个体状况和传媒等多方面影响。     

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村民政治信任及其对村级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惠州市P村调查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信任,这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研究发现,村民对村委的信任度高于对乡政府的信任度,同时,村民对村委与乡政府的信任与其参加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微弱关联.     

互联网使用、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媒体信任——来自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21的经验数据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媒体环境发生深刻变革，并冲击着社会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9599名民众的调查数据，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研究互联网的使用广度和深度对媒体信任的影响，并分析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将会导致媒体信任水平的显著下降，但互联网用途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频率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媒体信任度。进一步分析发现，与低内在政治效能感的个体相比，具备更高内在政治效能感个体，其媒体信任度更容易因为互联网使用而下降，将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机结合，有助于增强媒体的社会信任度。因此，要加快互联网媒体环境治理，加强媒体的社会正能量输出，重塑主流媒体的社会价值。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及修复机制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受到经济体制转型、政治权威合法性转换及民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政治信任面临流失的困境。因此，如何修复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成为当务之急。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三方面修复政治信任：一是基于归因理论的民众认知修复，二是基于社会平衡过程的关系修复，三是基于情景因素的制度修复。     

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及其现实启示

解释现代公共生活建构中的政治信任悖论,需要分析政治信任的结构。根据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与保护带的方法论,政治信任结构可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部分。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属于政治信任的硬核,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则属于保护带,它们在整个政治信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由此构成了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原理,对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提高政治不信任的修复能力,建构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启示。     

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

韦伯等西方学者都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中西方学者对于这一偏见不时地作出了批驳。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偏见作出了新的回应 ,给予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批判。本文认为制度是信任的基础 ,中西方社会信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形式 ,即“内在制度型”信任与“外在制度型”信任 ,它们各自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培育与塑造而成 ,且各有优长 ,相互补充。传统中国社会信任度不仅不低 ,反而是相当高的。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信任形式 ,如果加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必将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中国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及现状

公民政治信任水平对政府合法性的强化、民主政治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综合考察,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信任的水平处于匮乏状态.然而,匮乏不等于危机,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证的角度,政治信任危机的说法都不成立.     

论级差政治信任的结构特质、成因及可能风险

级差政治信任是中国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结构最典型的特质,体现在人群分布、地域布局等方面,具有坚韧性和稳定性.级差政治信任形成的根源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浸润中民众的清官情节、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形象塑造差异、权能结构配置中的政治接触差异和政治传播中的资源占有差异.如果政治信任级差“鸿沟”过大,会滋生相应的社会政治风险,导致政治信任整体恶化,影响社会秩序,增加治理成本等.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

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任度可以从功能替代品、行为指标、言辞指标等三种指标体系来诊断.借助于这三种指标体系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苏联社会是一个政治信任缺失的病态社会.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以稳定著称,但是由于苏联社会政治信任的缺失,这种稳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假稳定.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信任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

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规范,属于非正式的契约关系。它不单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有助于交易的达成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因而被称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化传统,以此,福山将社会划分成两种信任结构:高信任度社会与低信任度社会。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或者说是特殊信任社会。社会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和市场交易关系,也影响人们对政策变量的评价,导致经济政策效果的弱化。我国的特殊信任结构决定了政府政策的单一性和政策效果的有限性,政策实施须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鉴于信任结构的文化属性,短期内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政府在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加速某些正式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将政府的行为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     

地方政府信任弱化、改革阻力与改革成本扩大化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信任度与政府的性质、形象、行为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等高度相关,也与民众对政府的认识密切相连.在弱政府信任情况下,政府与民众的隔阅会增加,改革阻力增加,改革的推进难度加大,实施成本急剧增加.特别是,当政府组织形象欠佳,决策能力有限,公共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客观上导致民众利益普遍受损时,民众与政府的隔阂转化为"对立",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改革成本就会扩大化,改革可能被拖延甚至终止.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分析——对五省、市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

本文基于60个村十年间的四次跟踪调查,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参与村委会选举和扩大直选层级的意愿越低,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度也越高.这一结论支持“政治稳定的信任基础”理论.不过,对于既需要提升民众政治信任、又需要发展民主政治,同时需要政权稳定的中国政府而言,这些多元目标取向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难解的结.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