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情境合法性获得的实践逻辑与机制分析——以C社工站的实践为例

探讨社会工作的合法性要打破横向不同维度分类的桎梏，要建立起区分总体社会和具体社会的纵向分类框架。本文将社会工作合法性区分为总体合法性和情境合法性，重点讨论后者的相关议题，并搭建起“正当性—有效性—关系性”的分析框架。文章描述了C社工站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和基层政府面前角色转换过程中，获得情境合法性的实践案例。基于该案例，文章分析得出社会工作获得情境合法性的实践逻辑为“对象化角色建构”，具体表现为“分类分步、成效凸显”的路径。研究发现，情境合法性获得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外部机制是在“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下，将国家专业制度建设赋予的总体合法性转化为进入实践场域的正当性；内部机制是社会工作实践行动凸显出的有效性，及其彰显出符合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专业价值理念；隐性机制是建立起与合法性赋予主体的人际信任关系和专业信任关系产生了对服务有效性的正面影响。     

新时期政府形象建设探析

政府形象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新时期政府形象建设应遵循唯物辩证的方法、系统的方法、战略与战术相结合的方法。我国政府形象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立民主、高效、创新、廉洁、法治的政府。对于新组建的政府形象建设,核心是合法性构建;对于站稳脚跟、正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期政府形象建设,核心是通过持续有效的政府政策来换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对于成熟的、理想的政府形象建设,核心是通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达成默契与充分的信任。     

我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合法性探析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基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政策价值回归的角度，我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政策在合法性方面存在如下问题：缺乏对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兼顾；对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处理不尽完善；对政策利益主体——大学教师真实需求的关注仍然缺乏；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创建不够合理。考察我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合法性即是要正视这样的事实：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符合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为前提。     

宪法中的人权性阐释

从法源上讲，宪法的合法性根据应是人权，以人权作为起点和逻辑终点的宪法才能稳定而长久；人权作为宪法合法性的根据，决定了我国在立宪模式上应从政策性立宪模式转为制度性立宪模式，并应依据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来设置宪法的内容，彰显政府及权力机关对人权的服从；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完善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

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     

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径重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频遭质疑,这折射出社会工作合法性具有多维理论意涵及实践特征。基于对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从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实效合法性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框架。高校、政府、社会工作者通过由外而内的知识引入、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职业实践初步建构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然而,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与非系统性、认同缺失与文化隔阂、脱离民众与成效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形成“悬浮”式实践逻辑。这就需要助推社会工作合法性从“悬浮”迈向“扎根”,通过以社会建设为导向,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生态;增进文化与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适应;扎根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以重构社会工作合法性,实现社会工作助力共享发展型社会建设的当代使命。     

政府行政危机和政府质量的构建

在面临政府失灵以及一系列的政府行政危机,各国政府更加注重政府质量的构建,期望通过新公共管理的实施来塑造政府新形象,以取得政治的合法性,得到人民的支持。充分重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行政危机和政府失灵现象,构建高质量的政府,以实现我国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社会组织在地合法性的逻辑建构与治理突围

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圈内”购买机制使得社会组织对属地政府产生较大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由此,探讨社会组织跨区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可能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分析社会组织跨越街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过程,发现社会组织在突破“圈内”购买困局的行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在地合法性”建构逻辑。社会组织建立“在地合法性”的过程涉及作为逻辑前提的“行业合法性”的积累,作为关键环节的“购买方合法性”的建构,以及作为内在要义的“社区合法性”的达成三重逻辑进阶。具体而言,行业合法性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搭建良好的组织间合作和关系网络,购买方合法性旨在帮助社会组织建立与属地外辖区政府的信任关系并获得服务项目,社区合法性则关注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社区内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满足。社会组织通过获得3种合法性建立其在辖区外的“在地合法性”,成功实现跨区域承接购买服务和组织高质量发展。     

论有效政府公共关系的内在逻辑——基于合法性理论的视角

结合政府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政府公共关系应区分为有效政府公共关系和无效政府公共关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维护和增强政府权力和治理的合法性。本文对有效政府公共关系的内涵要义进行审视和界定,并与合法性的逻辑关系进行探讨;提出有效政府公共关系的三大基础:政府魅力、合法和规范的制度及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对合法性与有效政府公共关系进行了逻辑推演。     

概念、学科与合法性——政府经济行为的逻辑与困境

政府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其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存在.本文从有关政府行为的一些核心概念人手,探讨了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研究的现状和逻辑,并对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对治理变革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

政府权威是一种源于政府合法性的力量,社会转型期的政府权威一般面临着从传统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既需要确立新的政府权威,又容易流失原有权威。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由政府及其成员的管理方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决定,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通过村官的管理方式和公共形象来实现。学生村官作为农村基层政府建设的一支新兴力量,在社会转型期需要立足乡村,以法理性政府权威为目标,从法治思维的培养、法治方式的实施、民主治理的推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社会角色的转换等方面着手,塑造新时期的农村基层政府权威。     

论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中的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积极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并成为当前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特殊国情以及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理念与目标,并从推行行政问责制、政务公开、建设“阳光”行政、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行政法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化行政道德建设六个方面阐述了完善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具体制度安排。     

我国地方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述论

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我国的兴起与西方相比 ,有着共性的一面 ,如对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不满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特殊原因。虽然服务型政府建设起源于西方 ,但是“服务型政府”概念却不折不扣是国内学者的创造 ,在内涵上 ,它是理念、制度、操作三个层面的统一。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义性     

论政府信用建设的人民主权基础

提高政府信用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信用是种契约，是份信任；而信任则是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政府信用的建设符合诸多的现代政治理念，是种必然。本文仅就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从契约社会、人民主权和信用倾向三个方面展开阐述。     

全面从严治党与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设计,是当前党的建设和政府廉政建设的根本遵循。廉政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为指导,通过阐述全面从严治党与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结合社会形势深入分析廉政文化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提出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创新思维和实践举措。     

从苏共败亡看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执政理念的滞后、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以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形成特权阶层等构成了苏共执政合法性缺失的主要内容。当今时代，对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而言，要想确保长期执政，应当不断丰富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具体做法是：首先要大力进行经济建设这是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其次，注重执政过程的社情民意这是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再次，不断创新执政理论这是执政合法性的不竭动力。     

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建设目标的历史逻辑与运作机制——以农地产权创新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家建设的总目标及其战略安排，不断创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共同富裕建设事业取得阶段性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这条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建设道路，其中隐含的历史逻辑是：创建农村集体产权支持工业化，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后，开展两权分离改革，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村经济；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振兴乡村。其所依赖的运作机制主要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整合价值观；对比今昔利益体验，激发支持动力；发挥合作社优势，推动共同发展；党的引领担当，保障决策科学及实施。这一思考，能够对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在新时期取得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处理其中的“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提供理论启发。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与路径

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前提,保障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始点,"政绩"最大化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动力逻辑.激励不兼容和"委托一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由此,构建上下兼容的内部激励机制和刚性的外部体制保障是确保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沿着正确路径推进的必要保障.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列宁人民监督思想及当代启示

列宁从原生性权力与后生性权力的关系角度阐述了人民监督的内在逻辑，认为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是人民监督现实的逻辑。民主公开制和高素质人民分别是人民监督的客体性前提和主体性前提。加强人民监督有利于防治官僚主义、构建透明型政府、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学习列宁人民监督思想对我国民主建设大有裨益。当前，我国人民监督体制应做到：要颁布《人民监督法》，明确人民监督的核心地位；完善信访与举报制度，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打造消除官僚主义的锋利武器；强化政务公开，培育公民意识，为人民监督提供主客体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