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盟加强海上军事安全合作战略意图解析

大部分东盟国家均为濒海国家或海岛国家,海上安全在东盟各国战略考量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冷战结束后,东盟在秉承冷战时期成员国间双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传统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东盟国家间多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并且积极构建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战略行为,冷战后东盟不断深化区域内外海上军事安全合作,具有深刻的战略意图.第一,增信释疑,纾解区域内“海上安全困境”;第二,联手应对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三,实现大国平衡,确立东盟在地区海上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第四,推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     

试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性和时代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倡议和概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拓展和深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包含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人类需要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来共度时艰等科学内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明世界各国应该承担共同的公共安全风险、分享共同的利益、承担共同的责任。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正确选择和必由之路,这也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     

东盟共同体成立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成立标志着东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东盟共同体将会有效地整合东盟各国的力量,增强东盟国家的实力和内部凝聚力,使东盟具有更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这必然会改变东盟传统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也会深刻影响整个区域国家的互动。同时东盟一直奉行的"东盟方式"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后将继续发挥作用,其非强制性原则在促进合作、缓解矛盾的同时也将限制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因而,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东盟共同体成立后的发展和变化,并积极应对东盟未来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外交等方方面面的机遇与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是中国打破西方“印太战略”围堵和战略竞争隔离、建构区域和平发展新秩序的重要战略杠杆，符合民族复兴的大局观和战略整体要求，且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光明前景。     

绿色"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合作博弈分析

绿色环保产业合作是绿色"一带一路"主要合作领域之一,东盟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区域,与我国环保产业合作日益密切。该文在分析中国—东盟国家环保产业合作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构建了中国—东盟国家环保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中国同东盟各国环保产业合作博弈过程中合作博弈均衡解及选择长期均衡的条件,认为中国—东盟国家进一步开展环保产业合作应从构建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合作网络,推进产业园区及示范基地建设,全面贯彻中国—东盟合作纲领性文件,创新绿色金融工具支持"一带一路"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努力。     

东盟与东南亚的海洋治理

东南亚海域是一个大国利益聚集、各类海洋挑战凸显、域内国家矛盾重重的区域,海洋治理难度极大。面对诸多挑战,近年来东盟沿着一体化的路径多渠道入手开展区域海洋治理。目前,东盟在应对东南亚海域各类海洋挑战方面的合作已经展开,东盟还构建并逐步完善了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并加强了与区域外部大国的海洋治理合作。东盟的海洋治理行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各成员国协商一致、归属于一体化进程下的功能合作、区域外部大国共同参与。     

协同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策略

在国内外携手抗疫的大背景下,危机防控既被视为医疗健康问题,又被看作是科学问题。由于公共卫生危机防控工作的棘手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科学共同体的协同建构成为当务之急。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体系中科学共同体缺乏对分布式力量的集聚,共同体之间缺乏合作机制,共同体构成要素之间缺乏交互共享。中国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应该秉承协同治理理念,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着力推进跨共同体之间、科研主体之间以及学科体系之间的整合,依托跨学科、跨层级、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攻关行动,致力打造协同共生的科学共同体。     

东盟跨入共同体时代:现状与前景

2003年10月,东盟提出了构建东盟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东盟共同体包括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近十多年,东盟制定和实施了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和行动纲领,并已取得较快的进展。东盟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区域政治发展和安全合作取得进展,区域社会文化建设成效明显。尽管2015年底东盟宣布共同体的建成,但要真正达到东盟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仍任重道远。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国际学生服务和管理策略

由于经济正在转型,导致东盟国家技能型人才无法满足需求,此时最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而在“后疫情”时代下的中国对其也存在相应的输出诉求,再加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可见,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已经基本成为现实,所以职业教育共同体应运而生,服务并管理国际学生。基于此,本文首先简单阐述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其次分析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难点以及相关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以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东盟油气投资风险分析

基于2000—2020年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油气投资风险评价指标，运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多评价结论集结方法和泰尔指数模型，从而对东盟国家的油气投资风险综合评价并对油气投资风险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东盟国家的油气投资风险进行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东盟国家之间的油气投资风险状况出现两级分化。从地区角度来看，东盟地区的油气投资差异主要以地区内部差异为主，而且地区内部油气投资风险差异逐渐扩大。据此，中国油气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投资时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重视高风险国家油气投资状况，同时充分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油气投资项目合作。     

公众合作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演化博弈分析

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共同诉求。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事件的典型案例，基于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在零约束和惩罚机制下的不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公众在疫情期间行为选择的不同场景，提出建立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在零约束下，博弈系统向某一均衡演化，一方选择合作策略，另一方选择非合作策略；在惩罚机制下，当来自第三方的惩罚大于非合作方通过“搭便车”获得的额外收益时，合作策略成为公众的最佳选择，由此中国形成稳定的全民防疫模式，并带来经济和政治的双效益。中国经验具有国际示范效应，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有借鉴价值。建议通过设计合作机制促进全民应对危机，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中引入第三方机制，倡导大国责任、担当和主动作为。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规制的完善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继暴发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国际医疗援助对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际卫生合作和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际医疗援助主体多样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多边国际医疗援助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现行国际卫生法律制度对于国际医疗援助尚无系统性的法律规制,并存在诸多缺陷。对此,应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加强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统筹和协作,以其为中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机制,同时完善国际医疗援助的发起程序,明确援助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理清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责任,建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援助机制。作为对外医疗援助大国,中国应积极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国际医疗援助中合理规避法律责任,同时完善对外医疗援助方面的国内法规,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大变局”视野下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问题、挑战与对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当今全球秩序的结构性变迁和国际关系之间变量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之下的东盟与东盟国家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断裂,并非是一个具有强烈整体意识的共同体。随着美、日、印等国家对东盟的介入,东盟在经贸、文化及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构成了多元的问题域。在东盟2019年6月推出“东盟印太展望”之后,为了友好构建中国—东盟关系、摆脱外部国际格局的冲击与掣肘,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对接,同时对底层政治空间释放影响,塑造中国在东盟国家良好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形象。     

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以世界卫生组织为视角

作为国际社会高度协作的平台,国际组织自诞生起便回应了国家间交往合作的需要,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预期。全球化浪潮推动国际组织以更深更广的维度渗透到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揭示了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当下,病毒蔓延尚未结束,世界格局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心。中国应该把握机遇,遵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深度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重视国际组织话语权的构建,促进国际组织功能的强化和完善。     

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分析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的发展,双方产业间互补优势的产品所占双方贸易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双方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逐步从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因素;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各国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及消费结构的逐步优化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拉动因素;地缘优势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促进因素。     

习近平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与理论价值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在其他国家仍与病毒展开斗争的时候,中国已初步打赢疫情防控守卫战,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抗疫方案。这一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合作视野扩展到国际公共卫生领域,不仅对当前各国携手并肩抵御疫情恶化、战胜疫情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进一步完善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可行条件、现实挑战与路径探索

中印两国携手共建共享中印安全共同体,对于缓和两国关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乃至共创“亚洲世纪”与“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共生思想、中印文明互鉴的价值基础及互惠互利的现实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等,为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可行条件。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存有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并从海陆双向对中国采取了诸多制衡举措,给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现实挑战。未来,中印两国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凝聚价值共识,以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共赢,以制度规范制订优化框架设计,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并逐渐拓展中印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内容,才能为增进中印关系和破解中印安全困境、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贡献中印两国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方案。     

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探索：意义、挑战与应对

生物安全事关人类生命健康与国家发展稳定,习近平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及时总结相关经验,推进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快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是当务之急。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要进行具体规划,细致谋篇布局,增强生物安全应急能力;要积极借助现有机制和平台开展广泛合作,提升生物安全防御能力;要不断完善发展相关政策措施,增强生物安全建设能力,共同推进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0+1"框架下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与东盟的旅游合作分析

国际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各国都在向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合作，区域旅游合作成为当今旅游业发展的潮流。在“10十1”的基础上，中国一东盟区域旅游合作应运而生。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与东盟国家山水相依，两地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分别是中国和亚洲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旅游地。本文围绕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与东盟区域旅游合作这个主题，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角度，做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CAFTA对东盟与广西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加快,东盟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迅速增加,东盟农产品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并促进了广西对东盟的投资增长;广西对东盟农产品贸易总量不断增加,增长速度迅猛、增长空间巨大,也促进了东盟国家对广西的投资增长。但CAFTA全部农产品实施免税后,对广西亚热带水果的影响最大,广西蔬菜出口东盟国家也受滞;因此,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是对双方均有利的合作,可以通过加大政府对双方农业合作的引导和支持,加强双方农业领域高层与民间互访活动,培育跨国农业经贸合作实体等措施加快双方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