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

在实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女性生育间隔扩大,是造成我国近年来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探明造成生育间隔扩大的影响机制,是理解我国近年来低生育率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对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否显著缩短二孩生育间隔,以及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阻碍和推迟二孩生育的原因,为制定生育友好型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Cox回归模型验证了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Cox回归结果显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降低女性生育二孩所需承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显著缩短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城市身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占用时长起正向调节作用,祖辈照料支持对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工作占用时间更长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城市女性生育直接经济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高女性间接生育成本更高,工作占用时间越长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越强,祖辈照料支持对这些女性生育时间决策发挥更大影响。建议充分认识家庭中祖辈提供照料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针对二孩生育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优化...     

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并形成了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系列成果,相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相关研究: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第三,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四,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第五,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 ——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政策。     

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

文章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搭载的联合分析随机实验数据，通过分析育龄人群对虚拟情境下他人生育潜力的评估探讨了生育规范的潜在差异和影响机制，并考察了其人群异质性。研究发现，个体对生育规范的认知具有可变性。经济资源对二孩与三孩生育潜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品属性。照料资源的可及性有助于提升生育潜力，其中有长辈提供照料支持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潜力的刺激效应分别约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2.5万元和6.29万元；低价的市场化托育服务对二孩生育潜力的提升作用均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3.86万元，但对三孩生育潜力而言，低价公立托育服务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低价私立托育服务，二者分别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8.87万元和6.61万元。性别偏好在生育潜力评估中的影响已不再显著，反映了传统生育规范的弱化。此外，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对经济资源、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资源的偏好略有差异。文章认为，未来中国的生育行为可能因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明显的分化，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重点加强经济资源与社会照料资源的配套支持。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适龄生育家庭生育意愿仍不高,其中生育成本居高不下是主要影响因素。科学评估二孩生育成本,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摊机制是落实全面二孩政策和把握未来人口变化形势的关键。本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分类加总的方法测算广州、重庆、武汉、南昌、潍坊和玉溪生育二孩的基本成本。广州、重庆和武汉生育二孩基本成本均超过70万元,其中广州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最高约87万元,南昌和潍坊生育二孩基本成本也达到50万元,在二孩生育成本中教育成本所占比重较高。分析生育二孩基本成本分摊现状发现当前二孩生育成本严重私人化,政府和社会对生育成本分担较少。为减轻家庭生育二孩负担,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构建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多元参与的生育分摊机制,明确各自主体责任和义务,推动和实现二孩生育基本成本分摊社会化。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变迁产生广泛影响,家庭内部代际互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伴随“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为兼顾工作与家庭,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向子女的（外）祖父母寻求育儿帮助,老年人隔代照料作为家庭层面支持生育的有效方式之一也逐渐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运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经历会增强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体现了家庭内部资源代际交换与家庭成员责任承担的相互交织;子女给予老年人养老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隔代照料经历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进而强化其未来与子女同住的养老意愿。在现阶段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家庭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始终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外）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有利于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突出老年人的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促进代际协作融合,在家庭内部逐步形成照料孙辈与赡养老...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大间隔生育现象的成因及对家庭生活影响的案例分析

大间隔生育现象以人口的自然生育间隔为基础,在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根据在某省农村H地区进行的27个个案访谈,发现了大间隔生育现象主要发生在父母于1965到1975年间出生的家庭,且大间隔生育的产生受到经济条件改善、农村养老缺乏保障、独生子女亲属支持网薄弱、邻里家庭生育选择带动、"以大带小"养育方式减轻负担、性别偏好推动、情感需求需要得到满足7方面的作用。同时,大间隔生育会加重家庭预期经济压力、对父母和一孩与二孩的关系产生双向的影响。     

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序列混合方法,首先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再分别从生育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几个方面量化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在整体模型中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的影响。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性别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二者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性别作用抵消了间接成本和生育观念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间接成本对男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高于女性。生育观念对女性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许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中国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即便考虑了女性的收入水平后这一关系依然显著。研究发现在考虑夫妇的相对特征后,相比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夫妇,夫妇受教育程度均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文章使用生育的性别公平理论对生育意愿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婚配模式上的这一U型变化模式进行解释。生育行为不仅与经济水平或夫妻间的相对经济实力相关,还会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政府应推广具有普惠性质的托育支持体系,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使生育率维持在稳定水平。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