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地区创新绩效——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聚焦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用于地区创新绩效的理论机理、空间规律及影响效应。以2010—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地区创新绩效提升，且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会随着创新水平的提升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长三角地区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空间外部性和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相较于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发挥了更强的推动作用；（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创新绩效间存在基于地区吸收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厘清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地区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检验——基于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资本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为此，本文采用了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基本非线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2010年以来资本流动性呈现增强态势。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左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起到暂时的抑制作用；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右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的抑制作用减弱。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均值位于门槛值右侧，长三角区域应采取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机会等措施，提高资本流动性；温州、滁州、安庆等市的储蓄率均值处于门槛值的左侧，这些城市要进一步适当提高储蓄水平，满足更多投资需求，增强资本流动性。长三角城市群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这些结论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用及异质性分析

城镇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突显,生态效率的研究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我国2004～2018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各城市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空间集聚性以及累积效应,区域间差距具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城镇化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生态效率的作用较小,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并且这种改善作用受到本区域与邻近城市技术水平的双重“加持”效用。     

市场潜力、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提升产业集聚是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在Krugman、Quaas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加入环境污染变量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别阐述了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并利用中国24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数理模型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短期内,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长期内,地区的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拐点为环境污染评价值0.225。当“市场潜力向心力”较大,“环境污染离心力”较小时,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对产业集聚有正向影响。环境污染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此外,非资源型城市产业集聚受市场潜力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明显,且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集聚水平增加。     

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环境污染影响机理分析

本文以1997—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产出密度模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试图从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角度剖析经济集聚、能源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同时对比分析经济集聚水平对不同地区环境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1)污染物排放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从全国层面来看,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间呈现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能源强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较弱的"倒U型"曲线关系;(3)不同地理区位下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两者在东部地区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关系.     

新型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不同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各异,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大中小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协调发展问题迫在眉睫.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资源环境表现为微弱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单门槛区间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门槛临界值0.490 2时,新型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率超过该门槛时,新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协调发展关系.     

城镇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理论,选取2006~2016年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城市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雾霾污染浓度增加会加剧本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2）总体上全国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中国各地级市雾霾污染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呈上升趋势。（3）从地理区位和城镇化推进模式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和推行集约型城镇化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仅呈简单正向相关关系,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粗放型城镇化模式不会加剧雾霾污染。     

中国城市化环境污染效应研究:城市边界拓展视角的考察

城市内部非核心区域的向外扩张构成中国在过去20多年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一个典型特征,由此体现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使得城市化的环境污染效应变得复杂。基于我国273个地级市1999—2020年面板数据,从城市内部非建成区面积反映的城市边界区域扩张视角探讨了城市化进程的环境污染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作用规律。研究发现:城市边界扩张的环境污染效应呈U形关系,即城市边界扩张在初期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但边界的过度扩张则显著不利于环境改善。特别地,城市边界扩张更易在我国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区域城市呈现较为明显的环境污染效应。结合城市边界扩张的异质环境污染影响,认为我国高等级城市可以保持适度空间外拓,同时重点优化拓展空间各类功能区的布局并加强与原核心城区的整合；对城市边界扩张过快的低等级城市,需要限制其无序扩张并加强扩张区域的综合治理。针对城市边界扩展污染效应表现出的U形关系特点,认为关键是通过人-地空间耦合的增强、更严格环境规制的实施、构建城市边界拓展区域经济收益多渠道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等,降低城市边界向外扩张越过环境污染效应拐点的可能性,并减缓其越过污染效应拐点的不利影响。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6年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市级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时间惯性”，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空间上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周围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则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城市等级规模有关，在特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生态效率；而在其他类型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分析

利用卫星反演得到全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雾霾污染数据,构造了2007-2016年非平衡面板,通过扩展的STIRPAT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仍呈现显著的倒“N”型关系;而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扩大副省级城市的范围,进一步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关系的不同影响,发现两者的倒“N”型关系在普通地级市中更为显著。     

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分析

以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考察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互联网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由东到西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2）各省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空间视角下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关联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空间邻接地区;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正效应,中部地区呈倒“U”型趋势,西部地区暂不明显;（3）从创新主体来看,高等院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既要着力提升全国网络信息化整体水平,也要因地制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效应

基于民族地区2004至2017年数据,测算农业生产力变化并建立以城镇化率和人均可用农地面积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生产力提升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力整体呈稳定提升态势,但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特征较为明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生产力提升呈现以人均可用农地面积为门槛的倒“U”形关系;农业技术效率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效益的主要传导渠道,二者呈现以人均可用农地面积为门槛的带有“释放阈值的倒U形”关系。民族地区需在保障农业技术要素稳定投入的同时,加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持续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提升。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要素积累、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门槛效应研究——低碳约束下面板门槛模型检验

农业环境治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农户的身体健康.基于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均衡面板数据,建立以要素积累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非均衡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会因为经济发展和物质资本积累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双门槛区间效应,表现为从经济低发展区到高发展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具有显著的“反N型”特征趋势,而物质资本从匮乏区到丰富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应加快确立和制定农业环境政策的“优化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间结构”的导向和工具.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绿色5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从空间格局来看,新型城镇化指数上升,环境污染指数下降,两者均存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差异明显,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地区污染水平较高;从直接影响来看,新型城镇化能够降低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且经济、社会和空间城镇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人口城镇化加剧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从城市群来看,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本地区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且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也能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     

水运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门槛特征及解释研究

水运作为工业化中后期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江苏省2000—2016年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水运投资和工业经济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水运投资对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分别于2006年、2011年通过了门槛临界点;水运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效应在2006年、2011年门槛发生前后的增加值略小于门槛前后水运投资弹性系数变化值,表明溢出效应是门槛特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水运投资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影响地区间的工业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