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低生育目前正呈全球蔓延趋势，人口转变论等旧有理论已经无法对低生育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理论创新需要更为关注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中国当前极低生育率形势客观要求生育意愿研究重点转向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低生育意愿成因以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这三个方面。首先，生育意愿可以拓展为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序列性指标体系，并且测量技术呈现量表化趋势。其次，“低生育陷阱假说”、计划行为理论和TDIB模型是目前对于低生育意愿形塑机制的三种主要理论解释。最后，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应致力于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差距，并将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个视角融入政策全过程。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

生育率变动的规模效应将长期存在 ;生育率变动的年龄结构效应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 波动中逐渐收敛 ,最终趋于消逝 ,不如规模效应存续时间那么久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始终兼顾规模 和结构两种效应。我国未来人口老化的加深、人口高'红利'的消失、人口高'负债'的形成 ,是以往和现在 多个时期、多个阶段、多种因素促成的。就生育率而言 ,它包括以往过高的生育率 ,也包括后来较低的生 育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各地区共同的任务应该是创造条件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鼓励生育将是逆水行舟

中国的低生育率现状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生育意愿处于极低的水平并简要分析了背后的原因。提出中国未来生育率的三重下行压力和导致生育率难以回升的三个恶性循环链条。最后比较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以及伊朗的人口形势变化、人口政策的改变轨迹和目前的鼓励措施。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提升生育率,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将极其艰巨。     

"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现象探析

在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经济放缓等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提高社会生育意愿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是较早提出人的生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之一,在了解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两种生产"理论,将人口生产作为一个公共领域事务,引入政府干预,改善社会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生育意愿.     

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中国现在还需要限制生育吗?

一个国家最佳的生育率是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有利于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当今中国无论是生育率还是生育意愿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中国应该适当鼓励生育以便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附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人口生产偏好转变下的农业技术进步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口生产发生了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向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明显转变。这一转变通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的加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     

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转变——理论与现实

人口转变理论是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精炼概括。重点阐述三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脉络,分析当前世界人口发展的阶段及趋势。结果表明,世界人口发展仍不平衡,人口总量在增长,但增速在下降;欧美生育水平较低,而非洲生育率始终居高不下;发达国家主要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贫困和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比较中美两国人口发展的特征,发现二者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老龄化问题相对更轻。中国应借鉴人口转变理论及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经验,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展望与影响应对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是超低生育率作用下人口再生产的特殊类型,是在无迁移人口条件下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和增速、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快速变迁的现象。华盛顿大学2020年人口预测数据首次勾勒出21世纪世界人口负增长的基本趋势,对比联合国2019年人口预测数据,发现世界人口负增长在21世纪开启的作用机制在于低生育率水平预期。进一步展望世界人口负增长趋势,不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区域和国别人口发展不均衡、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差异化等特征与人口负增长伴随;通过减少劳动力资源、挤压技术进步空间、增加社会保障压力等方式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以及通过总体和个体视角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在适应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亟待从缓解老龄社会问题、分类实施家庭计划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视角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影响。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从少数民族生育率看停止从严控制人口政策的急迫性

在我国,少数民族(广西壮族除外)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通过分析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发现,大多数民族的实际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受生育障碍和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宽松的人口政策能有效降低出生性别比。要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也提高生育率。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生育率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生育率决定着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生育率的目的之一在于探明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阐述,揭示了生育率的内涵,进而论速我国生育率的现状：首先,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最高时的5.81降至目前的1.18左右;其次,我国生育率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表明我国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的必要性;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严重老龄化和性别选择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等社会问题凸显,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实施“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然后从经济因素、政治政策因素、文化教育因素、社会因素对生育率转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最后对我国未来人口生育率转变趋势进行相关展望.     

生育率、老龄化与人口稳定发展

养育孩子的艰辛、资源有限、认识观念等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信心，进而影响生育率。在此情况下，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老龄化现象受诸多条件限制。调节生育率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提高人口生育率并非改善老龄化现象的灵丹妙药，人口稳定发展才是改善老龄化现象的可行思路。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人口不断迅速下降”论质疑

“人口不断迅速地增长”作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已被彻底否定，但并不意味着承认“人口不断迅速地下降”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我国已跨入世界低生育率、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把“人口不断迅速地下降”作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将会对今后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作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正确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发展规律，对科学制定今后人口发展策略和人口计划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