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浅谈中国人口状况及对世界人口的影响

近 30年来 ,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接近。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 ,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较好的人口环境 ,也为减缓世界人口的增长态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世界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女性教育结构与终身生育率——基于率分解法的结构效应分析

国内关于教育与生育水平的研究多以微观个体为分析单位,宏观结构层面的分析较少。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1941年至1964年的女性出生队列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化和率分解的方法,讨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宏观结构变化在我国终身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效应。结果显示,教育结构在终身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效应逐渐增强并存在显著的户籍差异。当各教育程度对应的生育水平降至较低水平且趋于稳定后,结构效应便会凸显;结构内部的异质性越大,结构效应越明显,由此表明宏观结构变化同样是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些发现对于全面理解女性个体发展及生育率下降过程和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辽宁省出生人口萎缩与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辽宁省育龄妇女数量和出生人口数量多年来一直呈减少趋势,生育水平已经进入超低状态,尽管面临新的生育高峰,但由于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也不会引起出生人口的较大反弹.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调整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以维持合理的人口再生产.     

政策取向生育率模型及在江苏的应用

鉴于生育政策在决定中国妇女生育率水平高低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为进一步认清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人口发展形势的影响．本文建立了政策取向的生育后果仿真模型并运用它对江苏未来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人口增长

通过实践观察和文献参阅,运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考察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来的农村人口增长状况。分析认为,因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存在的预期惯性,改革初期,农地产能释放增大了农村人口膨胀空间,集体成员均等平分土地刺激了农村人口增长;之后,延长农地承包期,稳定承包权,制约了农民的生育意愿,降低了农村生育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进一步降低了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     

基于GIS的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极差标准化以及定量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以及5个自治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1982—2010年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城市、镇和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与全国相同;(2)各省市区人口总和生育率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且空间分布出现明显的集聚区;(3)人口总和生育率城乡差异较为显著,乡村的人口总和生育率远高于城市的总和生育率.     

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民生育意愿的动态分析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农村妇女的生育率虽然有所变化,但目前仍然在替代水平上波动,没有像七十年代那样迅速下降,其原因固然很多,而农民的生育意愿未发生多大变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探讨影响生育率的这个重要原因,对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稳定生育政策,完成既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均有现实意义.     

中国生育率低都是高房价惹的祸?

<正>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一次活动上说,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会影响生育率。姚余栋说,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大约是在1.28%。日本和韩国是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日本的生育率是1.4%。我们比日本还要低。或许有人觉得奇怪,中国人口已超过14亿,生育率下降对控制人口增长不是有利吗?其实,我国人口的确不少,但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国内年龄结构不合理。五六十年代鼓励生育政策,使很多家庭拥有     

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水平变动与中国人口结构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人口精算模型和参数设计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2018～2050年人口结构发展的动态趋势.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人口总量年均增长率将相应上升0.06％～0.07％,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减少0.15％～0.19％,总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上升0.080％～0.036％,老年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下降0.17％～0.23％,少儿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上升0.09％～0.18％,男女性别比年均下降率将相应减少0.001％.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的提高能够显著缓解人口总量下降速度,能够显著改善我国人口老龄化上升速度,能够显著降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但是也显著增加了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同时也显著抑制了男女性别比的下降速度.同时,即使2018～2050年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我国人口变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生育意愿与子女性别结构的关系研究

中国家庭生育意愿与子女性别结构的关系研究贾威１、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率虽然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无大的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的生育意愿没有改观。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有如此大幅度的下降，除了有国家政策影响外，还与人们生育...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延边朝鲜族人口多胎生育行为及人口学后果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延边朝鲜族人口生育行为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别于中国其他民族的变化,即延边朝鲜族人口在尚有政策生育空间的情况下自觉放弃多胎生育甚至是二胎生育,从而导致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传统的人口学理论难以涵盖这种特殊的人口现象。延边朝鲜族人口生育行为的这种变化是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迁做出的文化调适。     

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转变——理论与现实

人口转变理论是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精炼概括。重点阐述三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脉络,分析当前世界人口发展的阶段及趋势。结果表明,世界人口发展仍不平衡,人口总量在增长,但增速在下降;欧美生育水平较低,而非洲生育率始终居高不下;发达国家主要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贫困和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比较中美两国人口发展的特征,发现二者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老龄化问题相对更轻。中国应借鉴人口转变理论及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经验,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人口问题。     

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六普"数据对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新疆人口生育水平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执行情况、妇女受教育程度存在高度相关性,而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却是中度相关关系。这与目前有研究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经济较发达东部地区的生育率有显著影响,而对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的结论相一致。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民生育意愿的动态分析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农村妇女的生育率虽然有所变化,但目前仍然在替代水平上波动,没有像七十年代那样迅速下降,其原因固然很多,而农民的生育意愿未发生多大变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探讨影响生育率的这个重要原因,对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稳定生育政策,完成既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均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