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区域文化与生育行为的地区差别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己从1971年的5.8降到1988年的2.5左右,生育行为的现代化,即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过程正在完成。但是生育行为的这种转变并非是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的,而且变化的进程也相去甚远。从整体上说,我国妇女生育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城市中教育水准较高的职业妇女率先接受计划生育,而其它阶层的妇女     

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从少数民族生育率看停止从严控制人口政策的急迫性

在我国,少数民族(广西壮族除外)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通过分析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发现,大多数民族的实际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受生育障碍和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宽松的人口政策能有效降低出生性别比。要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也提高生育率。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

生育率变动的规模效应将长期存在 ;生育率变动的年龄结构效应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 波动中逐渐收敛 ,最终趋于消逝 ,不如规模效应存续时间那么久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始终兼顾规模 和结构两种效应。我国未来人口老化的加深、人口高'红利'的消失、人口高'负债'的形成 ,是以往和现在 多个时期、多个阶段、多种因素促成的。就生育率而言 ,它包括以往过高的生育率 ,也包括后来较低的生 育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各地区共同的任务应该是创造条件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     

中国现在还需要限制生育吗?

一个国家最佳的生育率是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有利于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当今中国无论是生育率还是生育意愿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中国应该适当鼓励生育以便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附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生育率、老龄化与人口稳定发展

养育孩子的艰辛、资源有限、认识观念等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信心，进而影响生育率。在此情况下，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老龄化现象受诸多条件限制。调节生育率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提高人口生育率并非改善老龄化现象的灵丹妙药，人口稳定发展才是改善老龄化现象的可行思路。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人口问题能“以日为鉴”

就人口出生率之低和老龄化程度之高,中国已经类似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还突出;而就人口总数和增长的绝对数,中国又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还突出。从前一个指标来看,中国应该完全放开计划生育;而从后一个指标来看,中国还应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节制还是鼓励生育,参考指标既是人口总数更是出生率所显示的人口发展趋势。如果把这两个指标中和平衡,我们在理论思维上应该是"在两极之中把握中庸之道"。对比中日两国的人口问题可以看出,日本并非比中国更有能力负担较多的人口,中国并非相比较日本总是劳动力过剩,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和日本一样导致老龄化,中国人口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不弱于日本,在当今中国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并呈加速下滑和老龄化急剧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人口问题应当"以日为鉴",及时调整人口生育的政策法律。     

人口城镇化与人口控制

我国多年来人口控制工作实践已经证明:城镇人口生育水平低于乡村人口生育水平,城镇计划生育工作比乡村计划生育工作容易开展。实现人口城镇化无疑是有利于降低人口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国外有些学者即认为人口城市化是降低生育率因素之一。而在我国,无论是从理论上或实践中对这个问题都还缺乏应有的重视。目前学术界正在广泛讨论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问题,提出这个课题大家共同探讨,对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完成“七五”人口规划,将会有所裨益。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民生育意愿的动态分析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农村妇女的生育率虽然有所变化,但目前仍然在替代水平上波动,没有像七十年代那样迅速下降,其原因固然很多,而农民的生育意愿未发生多大变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探讨影响生育率的这个重要原因,对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稳定生育政策,完成既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均有现实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民生育意愿的动态分析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农村妇女的生育率虽然有所变化,但目前仍然在替代水平上波动,没有像七十年代那样迅速下降,其原因固然很多,而农民的生育意愿未发生多大变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探讨影响生育率的这个重要原因,对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稳定生育政策,完成既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均有现实意义.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

中国的人口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新常态同时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其中一个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问题是来自人口方面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老化、持续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人力短缺问题已经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新人口问题。如果说"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将日渐突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低生育率人口问题",低生育率趋势不仅将长期化,而且将内卷化,卷入"低生育—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提出全面鼓励二孩应该成为紧迫的国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