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法学”的定位

《人权法学》课程和教材,为“人权法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权和人权理论则是人权法规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人权法学”是关于人权法规范的理论学说,并以国际人权法标准来审视具体人权的理论体系,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人权法学”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普通方法以及具体方法。研究国际人权标准与具体人权的对接以及理论的解释,则是“人权法学”学科的主要任务。     

人权保护与气候变化——基于环境正义与人权义务的理论考察

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社会生活安排造成了巨大冲击。合作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议程。由于根本哈根气候大会取得的成果有限,全球气候谈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在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基于国际人权法的性质探索国家在气候变化语境里应该承担的尊重、保护与实现人权的义务,从而构建起人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互动关系的理想图景。     

国际人权领域悖论的宪政解读——以美国为例

国际人权法作为为国家保护人权设定义务的条约、公约、国际习惯法的总和,对相关会员国国内人权保护机制的构建和运行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甚至对个别国家的主权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然而,考察国际人权法律的发展历程,以及主导此历程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些悖论性的历史表现。就美国而言,这一悖论性的历史表现背后存在着深厚的宪法根源。     

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对国际人权公约之国内法上适应方案的比较分析

“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义务使得我国面临着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转化和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协调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现已形成了四种方案。各方案互有利弊，而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第四种方案即制定国内人权法来改善国内法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应性，显得更为合理妥当，应作为可行之选。     

论人权法律关系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也是分析和研究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问题的工具性理论。人权法律关系,是由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其权利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义务主体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私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然人和法人;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即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等义务;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的生命与健康、自由与尊严、幸福。     

试论国际人权法中的救济权

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是指对基于保护人类固有的尊严而产生的人权形成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国际人权法的产生是人权保护国际化的结果,而人权保护国际化主要是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逐渐完成的,主要包括各种条约和习惯法以及各种宣言、准则和决议等,是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埃及动乱和叙利亚问题引起了笔者对该概念的关注。笔者试图对当前理论和实践中国际人权法中的救济权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中国对此问题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成果和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在救济权理论方面的研究有所助益。     

我国美好生活权的程序主义研究

在“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人权观念下,我国美好生活的人权证立需要跳出“义务论—目的论”二分的传统人权研究范式,反思实体主义研究倾向,回归人权作为人类解放之堡垒的批判精神。程序主义的交往权力概念为我国美好生活权的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在程序主义视域中,美好生活权是人在生活世界背景下通过交往形成的共识性力量,具有丰富...     

人权与传染病患者权益保护

当下，社会各界讨论传染病患者权益保护问题都是基于医学学科基础，试图消除大众对传染病患者的恐惧和排斥。事实上，对传染病群体的权益保护是一个重要的人权问题。社会各界应当认识到，传染病患者的人权同样具有超越法律性和不可剥夺性，保护他们的权益是文明社会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以人权法哲学为视角对传染病群体权益保护问题展开讨论很有社...     

试论跨国公司之人权责任

目前的法律体系在规制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跨国公司并非国际法上的义务主体,其母公司和子公司在国内法层面的责任分担也不甚明确。因此,强化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促进国内法对国际人权标准的认可与转化,将跨国公司置于更广泛的法律控制之下。同时,还应该激励公民社会的发展、加强东道国与母国的合作,引入更具人文关怀的公司治理和规制理念。     

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的法律与政策思考

主权各国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国际合作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体现 ,在许多国际文书中都得到了确认。在国际人权法中 ,对话与合作有着特别的意义。国际合作是人权主体广泛性和人权内容广泛性的客观要求 ,是对话的目的 ;对话是解疑增信释惑的有效途径 ,是合作的前提。国际合作是一项实在的国际法义务 ,同时也是履行一般国际人权义务的重要方式。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本身要求在人权对话与合作中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在合作与对话的形式和内容方面要求不断扩大的广泛性。作为人权对话与合作的国际专门机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当带头倡导对话与合作 ,摈弃对抗 ,努力促进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的健康发展。     

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的公司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融入人权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本世纪初开始,受全球契约的影响和鼓舞,联合国人权机构试图制定相应的治理准则。公司人权责任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设置的“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不仅为公司的人权尊重责任规定了一套规范性的指导原则,还设立了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公司人权责任的范围,提供了人权负面影响的防控、缓解和消除以及相关救济措施。这些规定对于塑造公司人权态度,传播人权理念和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作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WTO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一国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     

论西藏的少数民族人权保护

西藏的人权问题一直是少数西方国家和藏独势力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西藏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问题？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阐述国家承担人权保护的国际法义务的前提,并对照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与西藏人权状况的事实,论证了中国在并未承担全部国际法义务的条件下,对西藏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在宗教信仰自由、藏族文化的保护、藏族人民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的权利方面实施了最充分的保护,以法律和事实戳穿了关于中国政府侵犯藏族宗教信仰自由、实施文化灭绝、藏族人民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的谎言。     

中国自然灾害立法的人权审视

人权主流化的基本趋势以及国家契约观的哲学基础表明,必须用人权视角审视自然灾害立法。近年来,无论是立法目的、还是权利保障的范围、关注的中心以及立法的技术等方面,中国的自然灾害立法都体现了人权理念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在人权保障的模式、范围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中国自然灾害立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我们应该在自然灾害立法中建立“权利-义务-责任型”人权保障模式,拓宽权利范围,完善程序保障和畅通救济渠道。     

《人权法》与法律文化:司法和法律职业

英国著名律师汉特(M.Hunt)在英国《法律与社会杂志》1999年3月号上发表了《人权法与法律文化:司法和法律职业》一文,对即将生效的人权法对英国现行的法律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文章一开始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法律文化”?人权法所面对的又应是怎样的一种“人权文化”?文章从这一立法与英国法律职业和司法是相互作用上定义法律文化和人权文化的概念。法律文化应涵盖职业的敏感性、思维习惯和理性的反应。汉特试图从体现现行     

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法律保护

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下,如何在为公共利益而进行人权克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出发,在对新时期紧急状态和人权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三大国际公约对人权的保护与人权克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提出紧急状态下保护人权要分别从严格履行国际义务和进一步完善监督程序两个维度来完成。     

注意义务视角下短视频平台责任问题研究

构建短视频版权保护治理机制要正视和呼应现实。当前，我国短视频版权治理面临平台滥用“避风港原则”规避责任、“应知”义务与主动审查义务的界限不清晰、直接获利认定标准过于宽泛等困境。基于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深化平台注意义务正当性的法理研判，平台承担侵权控制义务应适用“善良管理人”之标准并合理衡量预防侵权成本及侵权损失。通过建构事前防范与纠错救济结合的平台责任体系、区分规范适用“应知义务”与主动审查义务、严格限缩直接获利认定范围等优化路径，规范短视频平台责任认定，促进短视频产业的有序发展。     

“性权利”应率先进入“妇女法”——一种理论的说明

在目前,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性权利,已经进入了国际人权文件。由于“妇女法”是中国妇女的人权法,因此,性权利率先进入妇女法就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样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在阐述冲突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一国采取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