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许廷桂一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提出“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而孔颖达表示怀疑，《诗经》学上有特定内涵的所谓“孔子删《诗》说”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扯了千年尚无一致认同的结论。虽然清代...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子删诗说”管见

孔子是否删过《诗》,对《诗经》研究来说关系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先秦时期《诗》的篇数,规模等诸多问题,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经学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从汉代开始,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重大分歧,至今还说法不一。导致这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争论的,首先是司马迁提出的“孔子删诗说”。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许廷桂史学家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称：“其实《史记·孔子世家》里只有这样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孝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这段话里‘删’字固然没有...     

孔子删诗问题的研究

一、诗经的音乐性及其删削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改编为三百一十一篇。以后又失去六篇,到司马迁时为三百零五篇。这就是孔子删诗说的由来。后人对此事疑惑万端,莫衷一是。今就我个人的见解,与各位同志商榷。     

学术流派意识的学术文化意义——陈瘦竹学术文化观念的价值省思

陈瘦竹一向注重全局性的学术思考,治学“忌孤单”,表达了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一种诉求,即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领域,组织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力量,以该学术领域“国家队”的姿态进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之中。这是特定时代社会大局的发展需要,也是国内学界一度缺乏的学派意识状况下难得的学术声音。陈瘦竹的学术实践体现了他的学派意识:包容的学术气度和学术风格。这正是学派建构需要的格局条件,而有特色、有层次、有秩序的学术布局,更是学派建构的主要优势。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汉中对策、下邑划策、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的描述,反映了项羽凭的是力、善于征战,而刘邦凭的是智、用谋略取胜,最后刘邦集团谋略智计战胜了自矜武力的项羽集团。     

试论梁启超墨学研究的纯学术阶段

作者认为 ,2 0世纪 2 0年代可以视作梁启超墨学研究的纯学术阶段 ,这一阶段的墨学著作 (《墨经校释》与《墨子学案》)已不同于此前有关墨学论著的政治宣传、思想启蒙性质 ,而表现了较多的学术涵养。必须重视梁启超墨学研究的这一阶段 ,才能对梁启超治墨的学术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谢灵运与家族成员交游及其文学

谢灵运与谢氏家族成员的交游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有重要影响。此前学界多聚焦于谢氏家族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未足以认清谢灵运与谢氏家族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即：在与谢氏家族成员的交往过程中,谢灵运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从内容到文体及文学观念的突破。同时,谢灵运自觉地组织文学集团,活动领域由门庭扩大到山泽,成员上也打破了宗族子弟的界限,有效地促进了家族文学的开放性和变异性。     

辨析对《论语》中“孝”的误解

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的思想;在回答如何做到“孝”时提出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的论断。有人由此认为,孔子提倡的“愚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压制了子女的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子女的发展。本文试图诠释《论语》中孔子有关“孝”的思想,消除人们对其中“孝”的误解。     

彼岸再现与民族自志：访美学人张其昀及其《旅美见闻录》

研究近代留美或赴美群体，各类游美见闻手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档案，它们是了解访美学人主体意识的一扇十分重要的窗口，也是访美学人主体发声的重要渠道及意见传播平台。1946年，张其昀根据他在美国期间的见闻，出版了《旅美见闻录》。该书深切地体现出作者在抗战时期对民族国家复兴的所思所感，再现了美国形象。同时，张其昀对其在美生活访学历程的相关探讨，形成了一套基于赴美学人自身价值观的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认知，也建构了一个访美学人视野中美国访学生活的独特面貌。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浅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经史观

吕祖谦在南宋学界名誉甚著,其有关《左传》学著述颇丰,用力尤甚。通过对吕氏《左传》学文献的深入分析,揭示吕氏对《左传》性质的判断,以及他的史学观。     

"史者儒之一端"试解--兼论司马光、范祖禹的史论

宋代学者大多是综合型的学者,所以探讨其史学观念时,其核心应置于最根本的学术理念上,而不是就史论史。“史者儒之一端”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著名论点之一,而这一论点与其所持有的儒学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儒学、史事、政事相互交织,这在司马光及范祖禹的史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涑水之学为中心,辅以其史论及政论,可以对这一论断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国学之真的寻求——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译述的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国学修养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能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给予批评。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存在“好古忽今”的基本倾向,而且将政治与伦理混同,没有真正的政治学。从社会的实效考虑,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法家的法治。然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又为严复所肯定,其晚年又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立国之本;他坚持中学与西学的分立,以为中学之真与西学之新互为消长,而真正的国粹必将长存。近年来,怎样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又成为新的学术问题,严复的见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