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内阁档案的利用

在清代,内阁档案的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档案的利用也是最突出和最有代表性的。对于内阁档案,最大的利用者无疑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清代皇帝。清帝利用档案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在处理政务时查询祖宗成例、引用祖宗成法。另外,还要利用档案研究历史教训,探究统治方法等。清代皇帝有每日阅读实录的规矩。《清会典》卷二记载:“凡实录,按日以进焉。”即把以前各朝的实录,每天按顺序取出一卷呈给皇帝阅读。据     

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下)

三、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促进了元朝统一中国的事业 丝绸之路,也是中原通往西域之路。汉唐的史书,如《汉书》有《西域传》, 两《唐书》亦有《西域传》,《元史》虽无《西域传》,但在《纪》、《传》、《表》中,有大量记载“西域”之事。《元史·西北地理附录》和《元史·河源附录》也都概括地记载了     

成吉思汗逝世、发丧地点辨析

《元史·太祖纪》:成吉思汗“(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已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这个地点,冯承钩译《多桑蒙古史》注云:“《元史》谓成吉思汗死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此二名皆属蒙古语名,疑其士卒以此名名其汗身死之汉地”。可见早就使人有些迷糊。直到近年,也还有一些同志理解的不十分清楚。例如说:“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经略西夏时,病逝在萨里川·哈老徒的行宫,终年六十六岁”。又如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于进攻西夏的征程上。《元史》记载:‘(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这从文理上似乎说萨里川·哈老徒是西夏地方。     

元西域花剌子模考

《元史》对西方宗王与元延的关系记载得甚少,元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是一篇很好的补充。碑文说: “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善水利,天下各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元人文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关于元代史事的资料,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文心)的《新元史》,都曾充分利用了元人的文集。已故历史学家陈援庵先生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可以说主要是依据元人文集的材料写成的。自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一书问世以来,     

屠城了无痕——以宋末抗元事件为中心的史籍记载与历史真实例论

南宋王朝崖山覆亡之后一个月,元军在各地仍然遭到宋朝军民不同程度的抵抗,在江西南安也发生了激战。激烈抵抗的结局,各种方志的记载是遭到了残暴屠城,《宋史翼》也如是援引,而《元史》的记载却是“不戮一人”。截然相反的记载,孰是孰非?追溯史源,《元史》的记载取自姚燧的一篇神道碑。神道碑将确曾发生的屠杀变得了无痕迹。姚燧是元代拥有深厚道学渊源的文坛大家,神道碑的记载也被取信。颠倒事实,固非信史,除了受寓目资料的误导外,仁爱止戈当或为姚燧改写旧事之主观动机。无论如何,改写的事实进入主流史籍,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文献以及清代几部新修元史均蹈袭其说。此件个案,引发研究之际如何追寻历史真实的思考,对碑志载笔的警觉和对方志史料的关注也被再度提示。     

说《敦煌实录》

:《敦煌实录》是以记载北凉以前敦煌先贤耆旧为主的郡国之书 ,将其作为实录体史书的最早撰述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敦煌实录》的卷数有十卷、二十卷的不同记载 ,其原因已很难考究 ,学者提出的“先为十卷后增为二十卷”的假说毫无根据 ,难以成立     

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圣武亲征录》《元史》和《史集》是元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相互之间的传抄关系尚无定论。《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在正文之外还有小字注解。二者的小字注解有重合之处，内容包括人物指代、汉语翻译、并行纪年。相关内容在《史集》和元末史书《通鉴续编》中都有体现。上述史籍的共同史源可以追溯到《太祖实录》。小字体例和内容表明，《太祖实录》应是先用汉文写成的，随后翻译成蒙古文，进而为《史集》所参考。     

明代太仓、交(阝止)市舶司考辨

明代市舶司机构始设于太仓黄渡。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记载,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但同书卷一二九却云:“陈宁……丙午(1366年)降太仓市舶令”。显然,《实录》关于其时间记载有矛盾之处。按,太仓邻姑苏,其置司必在朱元璋占领姑苏以后。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记载,徐达攻克姑苏的时间,是吴元年九月辛已。因此,太仓市舶司无疑建于吴     

唐宣宗朝中枢政治考论

史学界对唐宣宗朝中枢政治的研究,目前仅有零星论述而无系统性,这一则是由于历代史家偏重唐前期历史的研究,另则由于保存下来的有关宣宗朝的史料极少,难于措手。《旧唐书》、《宣宗本纪》云:“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十七史商榷》《宣宗简籍遗落》条云:“唐人所撰实录,至武宗止,……宣宗既无实录,……故云简籍遗落”;本文拟广搜两《唐书》、《通鉴》、《东观奏记》中的有关史料,对宣宗朝的中枢政治作一考辨论析。     

归有光卒于何地

归有光为明代杰出的散文家,素有“明文第一”的美誉。他生于正德元年腊月二十四(一五○七年初),死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一五七一年初),《明史》、《湖州府志》都有记载。惟卒于何处有不同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说他“卒于南京”,是有问题的。此说可能与《湖州府志》、《归震川年谱》中“卒于官”的记载有关。     

赛典赤赡思丁“西域附元”说质疑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赛典赤赡思丁,一名鸟马儿,回回人,别菴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之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关于赛典赤赡思丁的家世及出身,《元史》所载,仅此寥寥数语。据众多学者考证,其为西域布哈拉人,故“西域附元”说似乎已成定论。据《蒙兀儿史记》、《多桑蒙古史》、波斯拉施特《史集》、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及日本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等书所言,绝无赛典赤赡思丁于西域附元后即被重用之事,上述史籍均大同小异地记载了成吉思汗军队1220年春攻克花刺子模不     

《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一书前言

一实录是南北朝以后我国编年史著作的一种体例。一个朝代里某一个皇帝的实录,是史官于皇帝死后按年月日期顺序记载他在位时期言行事功的流水帐簿。为纂修《实录》,明清两代都设立专门机构,任用成千上百职官。虽然由于各朝治乱情况和政刑繁简不一,历朝《实录》每年卷帙多少各异,但因为是逐日的记录,明清两代统治年时很长,《实录》的总的卷帙都相当浩繁。现存《明实录》(南京国学图书馆传抄本)为2,925卷,约2千万字。《清实录》(全名《大清历朝实录》,1936年伪满国务院影印本)卷帙更多。连顺治以前61年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元史·王恽传》勘误

《元史·王恽传》记载王恽生平行迹颇多舛误。借助《元史》其它记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及时人文集中的相关材料，这些舛误可得以勘正。     

官渡之战二题

<正>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袁绍率“精卒十万,骑万匹”南下攻曹,而曹操投入此役的兵力则“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兵力对比约为十比一。因此,官渡之战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官渡之战时,袁绍拥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曹操则仅得兗、豫三州,况且后方又不稳定,总的力量对比,曹方处于劣势,无庸置疑。曹操说得十分明白:“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而诸葛亮也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将寡。”不过就官渡战役而论,《三国志》记载曹操兵力如此少,恐有失实之处,且与有关记载亦有矛盾。对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曾经指出:“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根据有关记载分析,我以为袁曹双方兵力对比并不十分悬殊,其根据是:     

《水浒》二论

《水浒传》一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宏伟杰作,但同世界上不少伟大著作一样,它本身以及关于它的历史记载,却存在不少矛盾和疑问.本文讨论的两个问题,就是研究界向有争议而尚未解决的.水浒故事的来源和发展一、关于宋江的历史记载宋江起义,约始于北宋政和年间.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抚山东盗宋江.”可见朝廷早有招降宋江的行动.据《十朝纲要》、《宋史·徽     

“实录”:《史记》的神髓

《史记》一书,体大思精,史文并茂,前无古人。它是对先秦史家“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光大,是“实录”精神的伟大结撰。“实录”是其神髓,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这部巨著卓然特立而为“史家之绝唱”。最先指出《史记》是一部“实录”的,是扬雄,而作精到阐释的则是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以为班固这个评价,抓住了《史记》内容上最本质的特征,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诗教”小诠

“五四”以来,孔子受到片面的否定,他的“诗教”观点,也被认为是违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长期受到“讨伐”,其实是不公平的。 根据《小戴礼记》的记载,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也记载过孔子的话:“《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怨”。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申这     

王安石绝句小诗的思想与艺术

宋人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曾说:“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在宋代诗人中,王安石的七绝小诗,也确实是数一数二的。清人张景星等人的《宋诗别裁集》,于王安石名下的各体中,选得最多的是七绝,共十三首。近人陈石遗的《宋诗精华录》,入选王诗三十四首,绝句占之七、八。程千帆、沈祖棻两先生在《古诗今选》中则多入选安石之五绝,并评论说:“王安石可以说是王维以后五言绝句写得最好的诗人,但人们往往注意他那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 “实录无隐”与“散见”初探

1.司马迁,史称“良史之才”。《史记》,杨雄誉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及至梁,伟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刘勰归结《史记》的写作特点为“实录无隐”之后,历代便形成定论。“实录无隐”不仅成为“藉传以传史”的里程碑,也给人们如实地再现历史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是,写史要实现“实录无隐之旨”是不易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