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自我”的危机与拯救——《伤逝》再解读

通过对《伤逝》文本的解读,发现涓生在建构自我形象中经历了"启蒙导师"、"个人主义者"、"反叛的强者"等形象的转换,在自我形象的不断转换中经历了严酷的内心搏斗,小说以涓生"手记"这一自白体,将坦露与掩饰、追问与忏悔、真实与空虚等复杂的情感与思想交织于一体,展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生成的困境与可能性。《伤逝》作为探寻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文本,分析涓生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可以更深刻理解鲁迅先生1925年之后如何回应和深化其早期的"立人"思想。     

“唱歌一般的哭声”——论《伤逝》的“抒情性”

在鲁迅的第一人称抒情性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伤逝》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也在于它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解甚至对立性解读的文本。这与读者对它的表述方式——“第一人称独白”,对小说之“抒情性”的不同理解相关。文章从“独白”与“叙述”、“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以及抒情内在的悖论等问题入手,试图呈现《伤逝》抒情的复杂面向和抒情主体的内在困境。     

从《玉梨魂》到《伤逝》爱情悲剧的审美转变

该文从悲剧审美角度分析了《玉梨魂》和《伤逝》的悲剧主题、悲剧形象和悲剧意识,并认为《玉梨魂》是传统爱情理想的挽歌,《伤逝》则传达了觉醒者爱情理想的幻灭的精神困境。这两部作品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要求,《伤逝》较《玉梨魂》更富有悲剧意蕴和现代性。     

皈依还是反叛——《简·爱》的《圣经》解构

弥漫着《圣经》气息的《简·爱》在文本及作者的宗教意识方面饱受争议.以叙事结构角度解读《简·爱》,指出简与罗切斯特的爱情经历了"失乐园"到"复乐园"的演变,是对《圣经》结构的完整模仿;但是伊甸园场景、简的出走和回归却又颠覆了《圣经》的原型意象,折射出文本和小说作者矛盾的宗教观.矛盾的原因在于文本中蕴涵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及个体本位主义价值观,这种女性意识与"神学"密切相连,进而造成了文本复杂的圣经情结.《简·爱》是"女性主义神学"的艺术化展现.     

论《伤逝》文本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省的隐喻性

本文通过对《伤逝》文本中涓生、子君形象的多重性与“五四”文化运动中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的一致性分析，对涓生、子君相互关系的不平衡性与“五四”文化运动中多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的一致性分析，对涓生情感经历的波折性与鲁迅自身文化实践历程中的情感经历的一致性分析认为：《伤逝》是一个隐喻性的文本。它以感性的形式表达了鲁迅对“五四”文化运动的全面反省。     

对《伤逝》男性主义叙事的解读

站在女性主义立场解读《伤逝》,可以看出隐含的作者男性自我中心主义及对女性的苛求。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表露,遮蔽了涓生、子君的本来面目,也使得鲁迅将自己的行为与文本中表现出的对妇女解放和婚姻爱情问题的深入思考割裂开来,《伤逝》便也成为了对他的传统家庭模式的有力嘲讽。     

隐含于《伤逝》中的批判和迷茫——从弥漫文本的虚妄之气息谈起

作为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伤逝》被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解读。本文欲从弥漫文本的虚妄之气息展开分析,逐步揭示作品的深沉意蕴所在。《伤逝》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实际上隐含着鲁迅对步入低潮的曾经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反思,同时隐含着他对彼时彷徨无助的心境的深切表达。换言之,鲁迅欲借《伤逝》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抒发对人生困境的切身感悟。     

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青春之歌》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历程,它的前文本是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几种前文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关系更为直接。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演变——兼议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兴起

小说创作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历代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各有不同的.以目前批评界普遍认同的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四种小说主要写作模式而言,运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角度等有关叙事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小说模式的演变无疑是恰当和必要的.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后现代叙事作为一个全新的叙事类型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但它对业已形成的以往小说叙事模式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在总体把握中国小说叙事的总体演变之后,单独探讨后现代小说在中国兴起的话题无疑会使问题论述的全面清楚,从而也能够为间接回答评论界对后现代小说乃至后现代本身的一些争议做出理论上的依据.     

文章化与清代“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从明代后期开始,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将其所熟悉的文章理念和写法融进小说,使通俗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在理论建构、创作方法和鉴赏方式上都呈现浓厚的文章色彩,通俗小说出现文章化的发展态势。文章化促进了清代前中期"文章体"小说的形成,具体而言,小说理论建构的文章化奠定了"文章体"小说的理论基础,小说创作方法的文章化塑造了"文章体"小说的样式,小说鉴赏方式的文章化促进了"文章体"小说的传播。"文章体"小说的形成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必然结果,代表了雅化小说的最高水平。     

启蒙转向与小说形式的演变

伴随着哲学思潮的转折,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在对小说形式的创造性发展中,加入了对前期启蒙观念的反思,创作了一系列哲理小说、书信体小说、教育小说和对话体小说,思考个体精神状况及现实境遇。小说形式的灵活开放与启蒙思想对宗教迷信、传统偏见、僵化体系、风俗道德的反思与批判结合起来,对启蒙的深入、传播、演化和拓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关中方言与普通话语的集结运用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解读《白鹿原》文本语言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运用大量关中方言为整个小说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支撑。在地方方言与普通话语的书写方式及运用手法上,《白鹿原》在小说文本的语言构建方面为当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双重典范,同时也使小说文本意义生成的外延尺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在意义生成的深层架构上凸显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小说文本中关中方言与正式普通话语的有机结合运用使小说文本意义在整个生成过程中具有了独特性、互补性与充盈性。     

试论《三国演义》中人才的获得与使用

《三国演义》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人才思想。文章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在对小说原著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小说中所体现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人才思想,分析了小说中人才获得的途径、方式和人才使用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策略。     

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

对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探析应该首先弄清楚近代作为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的界定。根据小说的现代界定去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小说的概念,从而判断现代文体意义上的中国小说的起源。现代小说是反映市民意识形态的、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创作虚构的书面作品。根据这个界定,结合中国市民文学的产生时间,就可以断定中国小说起源于宋代话本。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从虎意象看《西游记》神魔叙事的传奇与志怪性质

小说《西游记》在分类上属于神魔小说,但是作者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经常有超出神魔叙事的笔法。整个故事中安排了多次打杀猛虎、虎精以及人虎互变的情节,从而使得神魔叙事带有了传奇和志怪性质,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令小说叙事呈现出更大的综合特征。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论古代小说批评的形态

古代小说批评的形态主要有四种,即史余批评、本事批评、自叙批评和文法批评。史余批评促进了小说文体的独立,本事批评揭示了小说的历史真实,自叙批评提出了作者的主体精神,文法批评则发现了小说的艺术美。这四种批评形态的发展变迁,使古代小说批评在整体上呈现出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