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应急物资存储成本控制问题的研究

本文针对政府储备应急物资过期报废损失严重、存储成本高的问题,提出了政府委托企业储备应急物资的方案,并对委托合作后政府如何激励企业降低应急物资存储成本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对政府与企业合作前后应急物资储备成本进行了分析,寻找能使节约成本公平分配的条件,继而在企业尽最大努力降低应急物资存储成本的条件下,建立了政府成本节约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激励模型。最后用算例验证了政府和企业合作后存储成本控制的问题。     

基于库存价值变化的应急物资库存控制模型研究

应急物资储备是实施应急救援、提高反应速度的基础,是我国应急管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库存价值变化的角度出发,建立应急物资库存成本最小化和期望效益最大化的动态储备模型,以实现低库存成本与高应急保障水平之间的动态平衡。该模型考虑了应急物资库存可能发生贬值或增值情况,以"先进先出"原则研究了库存物资周期性消耗和补给的过程,实现了同等保障水平下应急物资的社会效益,同时,可平衡储备物资在市场中的供需关系。     

基于政府主导的应急供应链时延管控协同研究

文章针对突发事件导致的应急供应链短期失能,及其引发的应急公共产品供需不匹配问题,分析了需求供给扰动下信息的时效性与时延性,构建了基于政府主导的应急公共产品时延管控采购决策模型。文章将全时段决策问题转化为多个序贯阶段动态决策问题,并将所有决策主体的决策变量视为关于时间的函数进行演化分析;在协同和非协同两种模式下比较供应商的效用以确定模型的可行性;通过数值仿真研究突发事件中各主体最优决策值及其相关参数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政府应急管理成本与时延值正相关,应急公共产品供应商期望效用及柔性供给量与时延值负相关;在时延管控中物资实际需求量、物资采购价格在不同时空下影响时延值的敏感程度不同。该模型能够给政府和相关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进行合理的应急公共产品采购或生产决策提供参考,从而实现协同策略。     

基于随机需求的应急物资库存量模型研究

应急物资最优库存量以及合理的分配方式是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影响着应急物流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最终成效。本文经过统计分析得出灾害发生后需救助人口数的概率分布函数基本符合负指数分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经济成本和社会效益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区域应急物资库存总量以及区域内各等级应急物资储备节点库存量的分配模型,与不考虑随机需求下的应急物资库存总量相比,该模型可实现同等保障水平下经济成本的节约。     

应急物资储备方式选择与成本分摊问题

在假设单位时间内突发事件发生次数服从泊松分布的基础上,分析企业和政府分别储备应急物资时的成本。针对单位时间内发生多次突发事件的情况,假设应急物资需求量是在一定范围内的随机变量,建立了不同形式下的成本函数;在物资报废收益、物资动态更新费用、突发事件发生频率等变量变动的情况下寻找使应急物资存储成本节省的储备方式;利用合作博弈理论解决企业储备时政府和企业成本的分摊。     

应急医药物资实物与产能混合储备研究

实物与产能相结合的应急医药物资储备模式是提高应急保障能力、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途径。为降低应急医药物资储备成本,政府需要对混合储备模式下的储备数量分配进行合理决策。文章在借鉴非线性成本以及应急物资储备研究的基础上,对两种储备方式进行成本分析,构建了实物与产能混合储备模式下的应急医药物资储备模型,给出了不同条件下的最优储备方案,并给出算例进行验证,分析了设备折旧率等因素对最优储备方案以及最小储备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储备模式下合理分配储备数量能够实现应急储备成本最小化,为政府应急医药物资储备工作的开展提供具体的指导依据。     

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循环经济下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的行为关系。分析了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存在的信息分享情况,拓展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认为激励合同的设计应该考虑行为双方对自然状态项不同认识的情况。以参数化例子阐述政府根据企业逆向物流活动设定激励合同的内容。研究结果表明: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具有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企业的最优努力水平是成本系数和奖惩因子的比值;政府设定的奖惩因子是成本系数、风险规避量以及自然状态项方差的递减函数;合理的激励合同实施可以使政府和企业明晰各自的成本、收益以及风险。最后论述了该研究对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一些启示。     

基于期权合约的应急物资采购定价策略研究

现有的政府物资储备库存储的应急物资常常耗用较多的人力、物力,物资超过质量有效期报废也造成较大浪费。因此,采用政府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储备协议,企业代为储备的方式来存储应急物资。通过分析供应商利润和政府成本的变化,建立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通过算例分析表明,该定价策略能使政府和企业达到双赢。     

基于分类替代性关系的应急物资储备量分析

政府应急物资储备是应急管理的物质支撑力量，当前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物资储备如何更有效的服务于应急工作，很少考虑储备成本问题。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条件下，物资储备成本的最小化是提高整个应急管理效率的一个部分。将现有的主要物资储备方式实物储备、生产力储备以及合同储备根据其本质特征概括为实物储备与紧急采购储备两种类型，通过分析两大类储备方式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的分析，容易发现两种间的替代性是不完全的。基于财政资金充分利用的考虑，究竟将政府应急物资储存量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达到既不耽误应急又使成本最低？通过具体分析，在实物储备与紧急采购储备之间的替代渐进到互补关系的区间内寻求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确定了一个最佳物资储备量，这个量能够满足提供不变的应急物资保障水平的前提下使物资储备的成本最小，从而实现应急资金最优化使用的目的。     

造假与打假的经济学分析

“造假”是为非法获利而冒险 ,要有效打假 ,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要加重对造假者的惩罚 ,以提高其期望成本 ,通过使造假的期望效用小于合法谋利的效用来制止其造假 ;二要将对造假行为的惩罚准确地落实到个人 ,防止出现造假者的收益与风险成本不对称的现象 ;三要设计地方政府的管理与打假激励相容的机制 ,以杜绝地方保护     

预付条件下应急物资的Stackelberg采购模型

政府在应急物资采购中采用预付模式,既可以降低传统应急采购模式中的采购成本,又可以避免把大量资金用于日常库存的管理,同时可以使供应商获得无需支付利息的流动资金。文章回顾了传统采购理论,建立了政府-供应商二级采购模型,并运用Stackelberg 博弈理论解决了预付款比例等问题,确立最优采购策略,最后给出算例,并分析了利率等因素对最优采购策略的影响。     

委托代理理论范式下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员工博弈的最优均衡

分析了业经营者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博弈关系特征,讨论了二者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可能出现纳什均衡的多种情况,认为员工在效用函数上的差异是导致多重纳什均衡出现的原因并对最优均衡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经营者针对这些情况设计的员工激励机制应有足够的适应性;本文的另一个分析结论是,如果博弈中的员工具有基本一致的效用函数,员工激励机制的设计就应努力寻求激励成本最低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组合激励方案。     

国有企业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激励机制研究

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机制。针对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均可产生影响的事件A(如贪污等),通过分析委托人的风险回避模型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模型得出结论：国家监督职能部门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的有效性、适当成本花费及强有力的惩罚程度有利于委托人的风险回避。将代理人的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注重分配代理人长期努力工作的未来收益是减少代理人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手段。     

风险成本视角下违禁药品滥用的成因及其治理——以瘦肉精监管为例

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日趋严重。在论证风险成本、企业安全激励与食品安全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后,重点检视了影响风险概率与风险损失的法律环境因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承受的风险代价太低;政府对瘦肉精滥用治理效果欠佳,关键在于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约束乏力;将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风险代价,实现环境对厂商自律行为的诱导,才能构建起我国食品安全的长效治理机制。明确提出了我国对违禁药品滥用问题的治理应以加大企业风险成本作为基本理念,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的核心应围绕如何加大企业风险成本,重视改善环境条件的完备性与匹配性。     

基于企业知识积累的研发人员激励模型

按照知识基础论的观点,分析研发人员对企业的双重贡献,其贡献不仅体现在直接为企业带来当期利润与市场价值,还可以提升企业知识存量,进而使企业获取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结果表明,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知识积累的研发人员激励动态模型。分析指出,一个有效的研发激励机制,应该使风险收入在研发人员的报酬中占相当比重,考虑研发人员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其努力的成本,与企业知识积累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挂钩。     

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综述与逻辑框架

文章系统整理了包括产业政策激励在内的政府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文献,旨在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性概要分析,也为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导向性视野,内容涵盖了政府政策激励(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对政府激励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评述、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框架探索、产业政策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后续的研究方向。尤其是试图将产业政策、研发投资与创新绩效等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给予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解释,以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系统性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