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时间和收入来源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对深圳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测度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缺乏对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和收入来源结构的深入研究。本文使用深圳市2005年和2006年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机会公平的程度，深圳市的实证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单一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关注机会公平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素养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消除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是促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系统解析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金融素养能抑制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且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的促收效应随着收入的降低呈增长趋势。在时间趋势上,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作用先下降后上升,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加剧作用却趋于平稳。农户金融素养提高可抵消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作用,从而抑制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     

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

笔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与信贷约束程度以及家庭社会地位偏好有关。住房是典型的地位性商品,收入差距扩大时,人们为了维持或提高现有的相对地位会努力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攀比最终会导致全社会住房面积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在信贷缺乏的环境中,购房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未来遭遇流动性约束的风险加大,为此,家庭在增加购房预算的同时会抑制日常消费。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我们的观点：（1）周围人群的住房面积的扩大,会促使家庭选择购买更大的房子。并且,攀比效应对住房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大于房价上涨对住房需求的抑制作用。（2）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扩大和房价上涨都与收入不平等引发的住房攀比有关。（3）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皆有拉动作用和抑制作用。（4）潜在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家庭地位等级的高低有关。     

提高工薪所得税免税额一定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新的工薪所得税免税额由原来的800元提高到1600元。本文首先着重研究了收入不平等测度中的基准收入，借助基准收入和免税额的各种位置关系，从理论上分析了提高免税额未必能降低不平等。最后，利用2004年中国176个细分行业的工薪数据和Gamma分布的特征，本文实证分析了免税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后的收入不平等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免税额提高后职工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     

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

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①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且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攀比动机越强烈.②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中、低地位等级的家庭的消费.③地位寻求拉动的主要是地位性消费,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主要抑制了非地位性消费.④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与信贷约束有关.     

基尼系数的分解:收入增长能否降低收入不平等

本文首先将基尼系数的变化分解为收入增长效应和家庭排序变化效应,再分别将居民按城乡分组、居民家庭收入按来源构成进行分解,构建了基尼系数变化的三层分解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采用2006-2011年中国健康调查数据(CHNS)讨论了各项收入增长对城镇、农村、城乡间及整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收入构成与中国居民家庭福利的益贫性改善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应用Atkinson社会福利函数,通过福利弹性系数和福利改善指数,研究中国居民家庭各收入成分变动对居民总体福利的益贫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988—2010年,占中国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份额最高的工资薪金收入福利改善指数表现出最大的益富性,退休金收入和家庭手工业或小商业收入对总体福利的益富性贡献也不容忽视;农业净收益份额位居第二,其福利改善指数表现出最高的益贫性,包含转移收入的其他收入也具有一定的益贫性。相关方法可用来评价政府的财税政策是否具有益贫性,相关实证结论为制定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益贫性公共政策提供了依据。     

收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的估算与控制——以上海城镇为例

 本文介绍了利用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发布的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测算基尼系数和极化指数的一种方法,并对1995-2007年上海市城镇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上海市城镇的基尼系数和极化指数在过去13年间上升较快,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均明显扩大。从最近三年上海城镇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略有下降的情况来看,不断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助于控制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虚拟租金核算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

对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虚拟租金,将其纳入居民收入统计范畴,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会随之发生变动。利用CHFS2011、CFPS2012数据,建立参考模型和虚拟租金模型,选取分位点比率测度指数、基尼系数、均等对数偏差指数、泰尔指数及阿特金森指数等5项常用指标测度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研究虚拟租金对家庭和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比较租房家庭、未清偿余额家庭和完全产权住房家庭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位置的差异。研究发现,市场价值法和资本市场法核算结果均表明,虚拟租金纳入中国家庭收入统计后,总体上缓解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系列研究相符。分样本计量结果显示,租户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大,核算虚拟租金后,未清偿余额家庭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程度最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分解结果表明,组内不平等是导致总体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纳入虚拟租金因素后,组内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     

城镇家庭收入差异演变及其原因解析——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技术,结合核密度估计方法,定量考察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等因素对城镇家庭收入差异及其演变的贡献。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群体并没有均等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城镇家庭收入差异是＂回报效应＂和＂变量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两种效应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就业性质的差异助长了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不同收入群体间自身素质的差异是影响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工作年限、工作经验、年龄、性别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影响力不容忽视。     

收入波动与基尼系数:关于收入不平等的一个讨论

 本文建立了一个考察收入波动与基尼系数关系的模型,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证实：给定任何终生收入不平等状况,收入波动性增加都将导致各期的基尼系数增大。即,在终生收入不平等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各期的基尼系数也可因收入波动性增加而增大。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家庭收入波动性日益增加的事实,则本文结论意味着,仅以基尼系数为判断标准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我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     

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贝克尔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构建了三期OLG模型,考察了家庭对孩子质量和数量的选择及两者间的替代关系,并对收入在其中的作用做了理论分析,最后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孩子数与家庭收入负相关,收入的变化对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孩子质量与家庭收入正相关;除了位于收入最项层的富裕家庭外,孩子的质量与数量间存在普遍的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替代程度越高.     

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使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和收入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做了延展性探讨。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均能显著缩小个体收入差距，缓解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分别是社会资本积累路径和家庭收入促增路径，前者中介效应弱于后者。社会保障的收入调节效应具有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异质性，基本医疗保险对个体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城镇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在城镇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要略强于农村地区；两种保险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表现较为多样。     

中国农村省际间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实证

通过构造内生收入函数模型,利用199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省际间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农村教育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农村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农村省际间收入不平等将上升15.7346个百分点,并且农村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此外,农村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假说得到证实,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扩展仍处于扩大收入不平等的阶段。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2001~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变化关系,教育基尼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差距将会上升0.214575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收入基尼系数上升0.012488。教育不平等是目前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引致了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

在Roemer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下,本文首先将基于参数回归不平等分解的Fields法和Shapely值法拓展运用到机会不平等的测度研究中,然后采集CHIP2008城镇数据构建努力集和环境集,对机会不平等引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及决定因素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①由Fields法和Shapely值法估计得到的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排序大体一致.相对而言,环境集中的性别和地区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机会不平等引致程度的决定因素;Shapely值法相比Fields法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更加合理准确,因此更适用于估计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引致程度.②基于Shapely值法估计得到的机会不平等引致城镇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3以上.尽管机会不平等引致程度在不同年龄、性别以及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总体判断.以上结论对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的调控有重要的意义.     

前景理论视角下城乡家庭多维不平等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

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研究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不平等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但在前景理论视角下关注城乡家庭的多维不平等状况研究较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四种多维不平等指数测算了城乡家庭2014—2016年多维不平等水平,对多维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依据前景理论进行调整后的结果。研究发现:经过前景理论调整,单维不平等和多维不平等都被"放大",与2014年相比,城镇和农村家庭2016年的多维不平等水平均出现上升,2016年农村家庭的多维不平等水平高于城镇;城乡内部不平等上升,城乡之间不平等下降,城镇和农村内部不平等大于城乡之间不平等。政策含义是应从多维度、前景理论的视角关注不平等问题,需通过多种途径降低城镇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重点关注城镇低福利群体的不平等状况。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变动实证研究 ——基于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视角

 对收入不平等变动研究,目前多数基于对不平等指标的分解,计算结果会因收入数据分组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本文基于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视角,对我国地级市以上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布位置变化对于收入分布变化的影响最大,而收入分布形状变化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效果,收入分布的其它变化虽有影响,但程度相对较低。收入分布位置变化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而收入分布形状变化则加速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其影响程度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有所不同。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是缓解收入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而收入分配的改变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