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城市公共安全的跨界治理： 属性特征、治理困境与模式构建

公共安全是城市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其愈来愈具有地理上跨行政区域边界、层级上跨行政层级边界、功能上跨职能部门边界、主体上跨公私部门边界的跨界属性，使得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以“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面临一定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属地管理与跨行政区域属性间的悖论、分级负责与跨行政层级属性间的矛盾、分类管理与跨职能部门属性间的张力以及政府单中心治理与跨公私领域属性间的冲突。跨界治理作为一种治理跨界公共事务的有效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以跨界治理理论为指导，以应急管理部组建为契机，通过树立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理念、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府际间协调机制、整合城市公共安全公私合作治理网络等系统化措施，能够构建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模式。     

灾害性公共危机协合治理机制分析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有必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观念,要促进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协同合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部际协同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协合治理模式。     

流域跨界水污染视野下区域合作行政的法制保障——以长三角为例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亟待打破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催生地方政府合作治理。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流域跨界污染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合作行政治理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托——水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必须要有正当性依据,制度安排和合作规则等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促使长三角地区政府合作行政更为高效。     

跨界治理视域下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对策——以S市踩踏事件为例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运行中隐藏着巨大风险,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具有跨界特征,其治理也需要跨界合作。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和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发现政府的碎片化管理、公民参与的缺失、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失当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形成的重要原因。加强顶层设计,追求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强调共同责任和一致目标,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整合,搭建公共安全管控平台,形成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合理的权力及资源匹配和信息共享及预警联动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社会和媒体的多元合作协调治理模式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对策。     

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事件治理研究——基于基金会介入的演化博弈模型仿真

跨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阻碍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府际治理博弈中环境污染外溢性使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倾向选择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策略,而中央政府介入治理模式成效不彰。以演化博弈与政府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引入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与A、B两省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并进行仿真,进而通过厘清府际行为机理,评估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介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在博弈介入效果与引导调节速度方面优势显著,对行政资源过度依赖问题纾困效应明显。提出引入三方机构参与治理、推进府际治理权力下沉、构建高效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平等协作、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中横向府际协同之法制探析

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是当代公共危机的新型样态,健全横向府际协同法制是今后治理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路径。当前,我国在治理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存在着应急理念相对薄弱、应急主体相对分散、应急资源相对碎片等问题。其中,根源在于我国横向府际协同应急法制供给的不充分,并主要表现为府际协同组织机制不健全、府际应急协议效力阻滞、府际资源共享机制不畅以及府际利益补偿机制不成熟等几个方面。基于此,我国必须围绕《突发事件应对法》切实加强府际协同应急的法制供给,在立法中赋予地方政府对跨区域应急事务以协同权力,明晰府际协调机构的运行规则;加强缔约过程中的诚实信用与平等协商建设,赋予府际应急协议以法定约束力;完善府际间应急资源的共享模式,建立跨区域的资源协同配置以及应急信息分享机制;尊重府际援助主体的自主性,通过职务协助成本机制以及跨区域应急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来保障府际应急援助的主动性和公平性。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网络化机制的建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进入了危机事件的频发期,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毋庸置疑,但是随着危机发生的频繁性和多样性,仅靠政府"单边治理"的模式已很难奏效。一种适应当今危机管理的"复合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建构一种跨界治理网络化机制显得十分必要。     

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我国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是各级政府在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凸显的形势下,把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有效统合成一个既分工又协作,以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为落脚点的治理模式。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性、互动性、复杂性等特征决定了府际合作是边疆社会问题的最佳治理模式之一。目前,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模式主要以传统的纵向和横向合作为主,并且这种传统的府际合作模式已然不能够适应边疆社会问题治理的需要。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应当从在中央政府设立指导协调机构、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保障机制、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变革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新型政府合作意识这五个方面来进行优化转型,适应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的形势发展,实现边疆社会问题的善治。     

论中国地方政府横向间府际合作“囚徒困境”及其消解

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促进了地方政府间府际合作水平,使地方政府间关系从＂零和博弈＂趋于＂合作博弈＂。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成为当前治理变革的趋势。从多维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间府际合作的＂囚徒困境＂,在多视角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多角度提出困境的消解方案。     

成本——收益视角下府际生态治理合作的类型与机制——以长三角示范区为例

日益严重的跨界生态问题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改革属地治理模式、加强府际合作,是推动区域生态治理的必然选择。利益是驱动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关键,作为理性决策者,地方政府的合作动力来源于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预期。基于成本—收益视角,将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类型划分为损失盈利型、比较利益型、共创共享型三种,并剖析了这三种合作类型的成本—收益特征。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水污染治理、生态工程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为例,从驱动力、利益协商两方面分析了区域生态治理中不同府际合作类型的合作机制：损失盈利型以中央政府调控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补偿机制;比较利益型以地方政府自然生长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谈判机制;共创共享型以市场驱动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分配机制。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检视与改革之道: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危机管理需要不同政府或行政机构之间的配合,当危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更需要把私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力量整合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形成行政单位中跨组织、地理空间上跨区域和优势互补上跨部门的制度化"跨界治理网络",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问题。如果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积极探索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方式,但在总体上而言,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危机管理模式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今后的危机管理中,如何建立网络化的跨界治理模式与机制,不论对学术界还是实务界来说,都是值得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结构特征与成功要件——基于湘渝黔“锰三角”地区水污染跨界治理的分析

一个有效的跨界治理模式应具备某些特定的结构特征和成功要件。“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结构特征以及共同利益的有效分配、跨界合作平台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渠道的完善等要件成就有助于跨界治理走向成功。这些结构和要件的提出为跨界治理成效进行事前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预见的标准，为制定跨界治理具体政策提供了技术参照。     

跨界危机的兴起及其对公共管理者的新挑战

受全球化与现代科技等因素的推动,当代危机越来越具有跨界性质。与传统危机相比,它们跨越地理界限、功能界限和时间界限。它们影响多个行政区,破坏各政策部门的功能与关键基础设施;它们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升级迅速,在扩散的过程中变幻莫测;它们给人类造成危害更大,而且影响更为深远;它们对公共组织合法性基础构成的严峻挑战远远超过了以前,使公共管理者尤其是政府领导者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单靠政府处理危机事件力有不逮,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成为当前公共危机管理新趋势.基于当前国内对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研究现状,提出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中注重案例库建设,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媒体的行为规范,治理主体的纵向协同,以及司法主体与保险主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等研究.     

深度不确定性与基层政府适应：一种双重适应模式构建与实证

基层政府作为政府体系中应急响应的第一主体,不得不面对跨界危机带来的深度不确定性。以跨界危机衍生的深度不确定性为起点的基层政府危机响应行为,受到责任驱动模式和风险驱动模式的驱动,基层政府在危机认知、沟通、协同以及控制等功能上呈现出双重适应的特点。以中国K县在新发传染病危机孵化阶段的响应行为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K县的危机响应行为受到双重模式共同驱动和塑造,在认知、沟通、协同及控制功能上,责任驱动模式和风险驱动模式之间呈现出聚合、并行、挤出的关系,从而形塑出跨界危机孵化阶段的基层政府双重适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