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视角下研发投入、贸易自由化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兼论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特征

高技术产品贸易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及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数据,从网络视角分析了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演化特征,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探究了研发投入和贸易自由化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整体具有"中间密,四周疏"的特点,并且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网络密度呈倒"U"型演变趋势;中国、德国、美国和法国稳居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心,而2012—2015年中国对其他经济体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力有微弱下降之势;各经济体之间的高级依赖关系会显著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高水平研发投入的经济体之间不易发生高技术产品贸易,但是研发投入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出口倾向越高;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时其带来的积极影响正在增强。基于此,提出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建议。     

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5-2014年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关系,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回归方法解构了全球铜矿石流动的网络关联特征及影响.结果显示:铜矿石贸易网络具有稳定性和松散性,且存在核心-边缘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色地位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经济组织变量对铜矿石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铜矿石贸易联系的建立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地理距离的影响不大,陆地相邻的国家确实能够促进贸易联系的发生,语言不同的国家更有利于贸易流量的选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构成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网络关系、各国网络位置、权利等级、核心和边缘程度等信息进行量化,从而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农产品的贸易格局及其变化状况.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沿线各国间的农产品贸易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化,同时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农产品贸易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空间和机会.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长期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本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24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的影响,发现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出口总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存在显著正向作用,而且发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技术产品出口负相关的经验证据。     

我国技术出口统计指标的比较与重新估计

我国技术出口统计有两大体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技术出口统计和国家科委公布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统计。两种技术出口统计差距很大。例如：１９９５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技术出口额为２５．３亿美元,国家科委公布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１００．９亿美元。由此...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与政策建议

一、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较一般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 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和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逐步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4.0％提高到2000年的14.8％。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幅高出同期外贸出口增幅22.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也由1999年的     

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中美、中日双边贸易的比较分析

以中美、中日1994—2007年的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建立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通过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和出口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符合巴拉萨效应;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LG假说成立,而GLE假说不成立;中美贸易的参数检验效果明显优于中日贸易。为此,应采取稳定出口,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竞争力;合理控制人民币波动幅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政策措施。     

恒定市场份额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及其应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将微观层面的商品价格、数量、种类,中观层面的国别、产业结构,与宏观层面的市场份额和需求规模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刻画出口波动的直接因素。基于该模型,本文从总体、动态、区域、产业4个维度逐层解析2002—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结果表明,进口需求效应占据主导地位,需求数量和价格水平增长均有显著贡献,虽然出口竞争力效应总体表现不佳,但是品类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小幅改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竞争力效应显著增长,特别是数量竞争力效应大幅改善。研究还表明,上述效应在不同产业和区域既存在共性特征,也具有一定程度差异性。相对于CMS两层次分解框架,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经济学含义更加清晰,政策启示更加明确,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修正Antràs et al（2012）模型为切入点，首次构建了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的测度方法，进而以WIOD数据库中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首次细致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系数对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这一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控制内生性、分时间段和分产业等条件下依然稳健；其次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系数在所有样本国中最高，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过于偏向上游原料环节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出现，这使得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处于“偏离最优值较远的低效扭曲使用”状态；最后高等教育、企业经营环境和经济效率均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资源诅咒”使得丰裕的资源禀赋对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出一定的负效应，空间型贸易地理优势和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均有助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金融危机则对高技术产品出口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向冲击。     

正确认识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出口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本文关注的主要议题。本文在原始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只分离出进口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及同时分离出进口及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建立了测算三大需求因素对GDP形成与增长的三类投入产出表模型,并通过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如果采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及其投入产出模型,仍不能较准确地测算消费、投资与出口对GDP形成与增长的贡献;分离出进口产品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给出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由于未区分加工贸易和普通贸易,出口贡献存在高估现象;而采用区分加工贸易和普通贸易的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能够较客观地反映国内产品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对GDP形成与增长的实际贡献。     

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文章采用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以2002—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各国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研究了其攀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受沉没成本冲击，贸易壁垒对固定投资与技术间互动关系的可调节性使“一带一路”上游、下游国家区域价值链技术演化形态差异显著；短期内在“出口学习”效应下，商品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下降能有效促进本国技术演化；制度摩擦逐渐替代贸易机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演化的关键因素。     

双边贸易框架下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测度分析

文章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研究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得到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三个特点:(1)中国出口主要依赖集约边际,广延边际起辅助作用;(2)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增长缓慢;(3)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均受地缘因素的影响.结合引力模型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二元边际对中国GDP、出口目的国GDP和常数项均显著,集约边际对多边贸易阻力显著,而广延边际并不显著;出口贸易总额和二元边际对双边贸易成本均不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节点城市发展评价研究

以构建国内东西部深度融合的区域合作体系为目标，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内沿线省份节点城市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对各节点城市从城市发展水平、竞争力、开放度和城市声誉度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研究发现，部分内陆型节点城市抓住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但仍有一些节点城市存在较明显的发展制约因素。对节点城市辐射力和关联效应的研究则表明，不论是自身发展较好的城市，还是自身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均未能全面发挥出节点城市应有的引领带动作用。面向“十四五”期间的区域合作目标，要想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必然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内节点城市的引领作用，从而构建起高质量的区域合作体系。     

考虑公平与默契的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经济带逐步成为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构建贸易合作潜力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交通便利性、收益分配公平和合作默契性等多元因素对国家之间跨境贸易合作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适时调节贸易收益分配公平度和合作默契度,能够拓展和增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合作潜力,加快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建设进程。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演化及互联互通效应模拟

能源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关键领域。构建2007—201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网络,对能源贸易网络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丝路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密度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但贸易联系不够紧密;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无权网络与贸易加权网络的标准结构熵均处于0～1之间,表现为星型网络和规则网络之间的一种网络结构;沿线各国能源贸易网络聚类系数差别较大,平均路径长度在1.6～3.1之间。在此基础上,探究各国之间贸易紧密度增强的原因,鉴于"五通"可量化性及模拟的准确性,采用基础设施改善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刻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的实施效应。研究发现: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各国贸易联系有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互通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对区域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VAR模型,针对福建省的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问题展开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金融发展与地区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但总体而言,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解释福建省进出口贸易的波动.     

金融发展对区域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VAR模型,针对福建省的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问题展开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金融发展与地区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但总体而言,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解释福建省进出口贸易的波动.     

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5年5月国家下调钢材产品出口退税率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研究了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区别.通过制度分析和基于月度层面的海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将显著抑制出口商品的增长率;相比于一般贸易方式,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于进料加工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来料加工贸易则基本不受退税率调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