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视角下研发投入、贸易自由化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兼论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特征

高技术产品贸易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及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数据,从网络视角分析了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演化特征,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探究了研发投入和贸易自由化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整体具有"中间密,四周疏"的特点,并且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网络密度呈倒"U"型演变趋势;中国、德国、美国和法国稳居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心,而2012—2015年中国对其他经济体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力有微弱下降之势;各经济体之间的高级依赖关系会显著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高水平研发投入的经济体之间不易发生高技术产品贸易,但是研发投入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出口倾向越高;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时其带来的积极影响正在增强。基于此,提出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与政策建议

一、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较一般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 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和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逐步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4.0％提高到2000年的14.8％。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幅高出同期外贸出口增幅22.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也由1999年的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长期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本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24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的影响,发现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出口总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存在显著正向作用,而且发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技术产品出口负相关的经验证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持续期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量已经有所突破。与此同时产品出口是否也变得更加稳定？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决定贸易联系的长期发展,稳定的贸易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稳定发展。本文利用高度细分且重复观测的出口纵向生存数据,利用Cox随机效应混合模型进行两种时期的对比研究,并在模型中考虑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总体上,向沿线各国出口贸易更加稳定,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显著提升,技术型产品与非技术型产品拉开了差距,出口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倡议的提出对于GDP或人均GDP较低国家的出口稳定性推动最明显,尤其体现在技术型产品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贸易几乎不受汇率波动影响,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远距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且较大的初始贸易额所带来的优势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性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双边贸易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技术型产品出口。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动态演进特征分析

文章从服务贸易产品的基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与净出口能力两个维度对2000—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演进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如下:(1)服务贸易产品基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呈现先降后升的演进趋势,贸易净出口能力指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演进趋势。(2)处于动态升级状态的服务贸易产品数量和贸易额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急剧下降,中国服务贸易处于绝对优势的产品数量显著低于处于绝对劣势的产品数量,处于绝对优势的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比重由之前远高于绝对劣势服务贸易产品出口比重渐趋转变为二者所占比重相对均衡。(3)各细分服务产业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存在较强的固化性,贸易产品技术结构高度指数显示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相对世界水平存在下降趋势。     

服务业集聚对区域资源错配影响的非线性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及资源错配程度进行统计测度的基础上，对二者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之间均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考察期内我国约77%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而加剧资本错配的阶段。从分行业检验结果来看，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而消费性服务业不显著；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与劳动力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公共性服务业则不显著。经测算，我国约63%的地区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处于加剧资本错配阶段，而所有地区的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普遍较低，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阶段。基于资源配置过度和不足视角的检验结果表明，资源错配类型的不同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问题更严重吗？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首先对现有要素错配测算方法进行改进，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基础上加入能源投入要素，推导出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系数和相对扭曲系数，从错配程度和错配方向两个层面构建了一个新的要素错配测算框架；进而，以2003—2018年城市层面数据测算了我国254个地级市的要素错配程度和错配方向；最后，根据资源型城市的类型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从城市平均水平来看，能源要素错配问题最严重，劳动要素的错配程度次之，资本要素的错配程度最低，大部分城市存在资本和能源要素配置过度、劳动要素配置不足问题；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问题更严重，劳动、资本和能源三种生产要素的错配程度均较高；其中，成熟型城市存在过度使用资本和能源要素的情况，而衰退型城市则面临着资本要素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双重困境。     

对外贸易与国内收入差距：基于全球125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全球125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分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四个层面，实证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对世界各国以及不同类型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作用以及在影响收入差距所有因素中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所有国家来说，进口和出口对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金融发展程度因素和高等教育因素是影响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进口和出口因素是影响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进口因素和出口因素的影响系数比较大且都比较显著，进口增加有利于扩大收入差距，出口增加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经济自由度也是影响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3）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和出口因素对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较小且都不显著，只有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和基础教育因素具有显著性。（4）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出口贸易因素是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进口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出口扩大了收入差距，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考察结果相比，进出口贸易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更大，且更加显著。     

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测算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构建一个分析进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新框架,对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各类进口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把中国与8个发达国家、8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技术结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进口商品的技术结构高度整体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近年来,中国进口技术结构高度增长相对较快,目前,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是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不同类型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不同,发达国家向中国主要出口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向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金属类制成品;发达国家垄断了中国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进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增加速度较快,日本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水平较低、进口规模较大,美国、德国、法国的比较优势水平较高、进口规模较小。增加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是中国今后的重点方向。     

环境规制、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

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在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土地资源错配会造成环境污染,且环境规制在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中,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按照土地资源错配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城市分类,与中度污染组相比,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组的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按照全国资源型城市分类,与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组相比,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在成熟型城市和再生型城市组更明显。     

要素错配视角下企业债务融资阈值与类型选择

文章基于200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从矫正资本要素错配的视角探究企业的债务融资策略及其阈值。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企业负债水平与资本错配具有“U”型关系，当负债水平小于47.3%时，提高企业债务水平能矫正资本错配；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融资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能改善资本错配，而短期债务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对资本错配则有显著的加剧作用；企业债务决策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对资本错配均有“U”型影响，阈值分别为41.63%和54.43%，对非高技术行业而言，企业负债水平对资本错配具有“U”型影响，阈值为47.3%。     

对外贸易结构与中日韩服务贸易比较研究

文章首先回顾国内外贸易结构研究方法和现状,为服务贸易结构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进而介绍东北亚经济圈的主要三国-中日韩的服务贸易结构状况,并应用净出口比较优势指数方法分析三国各类服务贸易产品的相对出口竞争力及其存在的出口劣势。中国在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上具有一定的净出口比较优势,而在运输、通讯、保险以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方面略显薄弱,且落后于日本。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生存——考虑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出口传导效应为切入点，采用我国222个城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loglog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扩展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溢、综合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风险，提高出口生存的概率，但上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拥挤效应”阻碍了企业的出口生存和可持续性，内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风险，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成功概率的作用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使得多样化集聚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生存的主要机制，专业化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机制，对政府管理者更加精准与科学地制定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促使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世界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中,中国服务贸易的状况如何,本文对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作一国际比较。中国服务贸易总量的国际比较1990年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根据WTO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1.76万亿美元,进口1.74万亿美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1.25倍和1.23倍。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69倍和1.45倍,发达国家增长率分别为1.11倍和0.99倍,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增长分别比发达国家快58个…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的30164个样本,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具有正向作用,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促进了原有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增加,同时也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参与出口;在影响程度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集约边际产生的效应大于扩展边际,即促进出口企业增加出口额的作用更加突出;从不同区域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加明显.     

分位贸易引力模型及其EM算法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是一种流行的具有经济理论基础的技术手段。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分位回归的思想,构建考虑隐变量的分位贸易引力模型,采用该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基础贸易引力模型存在除距离、两国经济规模之外的隐变量,因此采用EM算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将该模型应用于2014—2018年45个样本国家的双边出口贸易额数据的分析当中,验证该模型具有稳健性,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出口国经济规模、进口国经济规模、距离对双边出口贸易的影响符合国际贸易理论,而隐变量的系数呈现倒U型,表明除距离及两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外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对出口贸易额存在速度先递增、后递减的作用;经过验证各系数均服从Logistc分布。     

网络视角下国家贸易依赖的统计测度——基于中美贸易依赖演变的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网络视角，充分考虑贸易的“第三方效应”，构建国家贸易依赖新计算方法，并对中美1995—2018年的贸易依赖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非对称性贸易相互依赖在2010年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方；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已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网络中心；两国各技术类别产业的贸易相互依赖也已发生逆转，但中国中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依然较高。     

中国制造业出口如何突破“天花板约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出口存在着名义增长和真实增长两种情形。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制造业名义出口面临“天花板约束”,而破除约束的路径之一就是依托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实现真实出口增长。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在整体和细分层面上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4年制造业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层面,以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为表征的制造业服务化有深入发展趋势,但中国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较为靠后。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制造业出口内含国内服务增加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内含国外服务增加值呈显著负相关。因此,破除出口“天花板约束”,依托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具有广阔空间和余地,也是可行的路径之一,但需要区分制造业出口内含的服务增加值来源结构。即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弱化制造业发展对国外服务业的依赖,对确保上述路径可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服务贸易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对1997～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均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传统服务项目上,新兴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较小;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类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增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浙江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

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实力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素质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八五”期间，我省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正在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一、高技术产业界定方法目前，国际上大致有两类比较典型的方式来描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一种是基于产业的方式，即界定高技术产业（行业）；一种是基于产品的方式，即界定高技术产品进而划分产业（行业）高技术产品类别。从产品界定方法来描述高技术产业，其优势在于将非高技术产品排除在外，即使它是高技术产业所生产的。这种方法为贸易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