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下中日贸易“隐含碳”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垂直专业化下的投入产出模型及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中国与日本贸易总“隐含碳”、行业“隐含碳”的排放情况,重点研究了进口中间产品“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变化,并与改进的投入产出法计算结果做了对比.结果表明:中国是净“隐含碳”出口国,中国在碳排放责任分担与利润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从日本进口“隐含碳”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进口加工再出口部分.对两种方法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垂直专业化下的计算更能真实反映中国加工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同时,进料加工逐渐改变着中日贸易“隐含碳”的结构性排放,这种进料加工主要集中于金属压延,焦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初级制品行业中,对电气、光学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以来料加工为主.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与改进为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特征提供了可能，但缺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GVC分工的多维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各国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提出衡量分工深度和广度的GVC分工程度指数和集中度指数，并重新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形成了衡量GVC分工程度、地位、集中度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2000-2014年GVC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VC分工程度总体呈现逐渐加深的变化趋势，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程度相对较高；七国集团的GVC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但有所下降，金砖国家的GVC分工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正在缩小，GVC分工的全球化生产程度有所提升。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研究——基于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利用OECD行业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1),编制了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依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利用所编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规模。结果表明,中国2005年对外贸易出口隐含碳21.48亿吨,约占碳排放总量的38.8%;进口隐含碳16.81亿吨,相当于碳排放总量的30.4%;碳排放贸易余额4.67亿吨,为碳排放总量的8.4%。与之相比,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结果受到"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该效应占到出口碳排放量的20%,反映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在分析对外贸易隐含碳中的优势。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的测算与责任分担

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Full-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和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并首次提出将贸易利益作为分配因子,对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进行分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一直显著高于消费侧碳排放,且对多数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呈现顺差,中国实际为全球消费承担了碳排放,并非仅为发达国家;中国90.41％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来自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是造成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以贸易利益为分配因子的共担责任原则下,中国2009年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生产责任原则下低6.7％,比消费责任原则下高12.9％,按共担责任原则计量中国的碳排放责任更加合理和折衷,体现了“谁获益、谁承担;利益大、责任大”的分配原则.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中美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杨小凯的消费者-生产者模型

在杨小凯消费者--生产者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并利用中美两国经验数据做实证分析,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方面验证了在专业化分工的国际贸易中,两国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贸易部门相对厂商个数对中国-美国贸易条件产生影响.     

比较优势分工视角下区域间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评估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碳转移，但未能充分关注区域间贸易是否具有碳减排作用。基于比较优势分工视角构建了区域间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性核算框架，借助MRIO、贸易情景假设及SDA分析法，利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估计了区域间贸易通过不同机制对全国及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并对贸易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区域间贸易大幅降低了中国碳排放总量，多数省份实现了碳减排，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推论。第二，区域间贸易通过碳替代和碳转移两种机制影响地区碳排放，碳替代机制发挥了碳减排主要作用，碳转移机制增排和减排的影响相当。第三，从贸易类型看，中间品和最终品两类贸易都产生了积极减排贡献，中间品贸易的碳减排贡献较大。第四，从变化趋势看，中间品贸易结构低碳化发展已成为驱动全国及各省份碳减排的重要因素，而最终品贸易结构未呈现出低碳化趋势。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期望为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中美属权贸易差额估算

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区分内外资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与跨国公司活动数据，对三国属权贸易模型中涉及的中美之间9种途径18种属权贸易流量进行了全部估算。估算方法采用属权贸易核算法与矩阵平衡法相结合的方式。估算结果显示：中美属权贸易总量明显高于属地贸易总量，中美属权贸易差额明显低于属地贸易差额，传统的属地贸易差额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平衡状况；美国通过在华附属机构部门以及第三国附属机构部门向中国本土所属部门销售和出口大量产品，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途径；忽略中美之间通过第三国发生的属权贸易将严重高估中美属权贸易差额。属权贸易核算结果对全面认识当前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福利效应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利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清单、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美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等数据,使用Taylor一阶展开法和考虑消费异质性的Creedy方法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基于Taylor一阶展开法还是Creedy方法,本轮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自身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大,且美国受损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第二,全球价值链上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以及日本、德国、英国等经济体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福利损失较大;第三,国别责任分解表明中美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自身加税行为,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损失主要由美国加税引致;第四,收入分配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中国福利损失是累退性的,而美国福利受损程度与收入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各参与者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主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治理秩序。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技术进步能否降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基于27个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在1995-2012年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将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组成部分,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技术进步总体及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总体上提高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短期内影响效果不显著;对于技术进步的各组成部分,短期来看,科技进步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并不显著,纯技术效率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效率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三维责任视角的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再核算

自控制全球变暖、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共识以来,“碳排放责任核算”问题迅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晋、陕、蒙等资源型省份为阐述重点,立足于自主编制的特色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借助MRIO分析方法,基于“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收入者责任”三维责任视角的碳排放责任界定模型,重新核算了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并对比分析了三维视角下各省人均、地均、部门排放量和碳强度水平,为进一步科学合理界定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向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贡献国内省际责任分解的“中国方案”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省市在三维责任视角下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差异较大,经济中心京津冀三省市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而其主要资源支撑省份晋陕蒙三省则恰好相反;“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各省市排放量（除河北省外）均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排放和“消费者责任”视角排放;各省人均排放量、地均排放量和碳强度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关键部门在三维视角下排放量的差异特征是形成各省市承担不同排放责任的主要原因,“收入者责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供给型省份应承担的碳排放量。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在未来分省碳排放责任界定时要综合考虑各类视角、针对仅采用一种视角核算的弊端须作出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建议。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我国区际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分解

本文在Novy（2013）的基础之上，利用1997年、2002年与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首次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进行了中国区际贸易成本变动的测算与分解。结果显示：首先，不同于传统贸易流量的测度，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测度表明，1997-2007年的区际贸易成本不仅未有上升，反而大幅下降。其次，尽管当前的区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主要体现为以内陆地区和初级产品带动的低端化整合。最后，进一步地利用双边分解，本文发现低端化整合的迹象可能在于邻区偏少、产业同构度过高与政策缺失下，东部沿海更多利用国外需求进行替代所致。随着东部沿海的对外依赖程度提升，区际分工整合将会面临“初级产品分工整合加快→服务行业过度出口→遭受出口俘获→初级产品分工整合进一步加快”的恶性循环。因此，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扭转市场分割激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区际整合质量。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