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史家论史学的非科学性思维

史学的思维方式问题，主要属于史学认识论的范畴。在近现代“科学史学”提倡科学思维的时代大潮下，部分现代史家积极探讨了史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思维问题，主要包括想象、直觉、移情等思维方式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较早地从史学思维的视角思考了史学的人文性特征，为认识史学特质做出了贡献。     

新时期史学功能研究综述

史学的功能问题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永恒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史学如何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我国史学理论界开始了对史学功能的具体讨论。学者们主要就史学功能的分类、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系、历史科学的特点和史学功能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孔子史学思想探析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孔子史学思想的特征表现为：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史观，以“《春秋》之义”为形式的史论结合方法，以“训诲史学”为宗旨的史学目的意识。孔子的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基本模式，并高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整个古希腊的史学思想也无可比拟。     

近五年来国内口述史学研究综述

口述史学的英文是Oral History，或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在中国，口述史学又被称为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口述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现代口述史学。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关系简论

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来，始于1920年李大钊编印并讲授《史学思想史讲义》。白寿彝先生最早将史学思想史作为史学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研究对象和意义、与史学史和史学史其它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重要论述。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吴怀祺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其中的一项标志性的成果，它对人们进一步探寻史学思想史学科建设、揭示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民族特点，     

论《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成就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蕴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思想和成功实践，给予后世史学研究工作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整理排比史料以及历史的文学故事化等方面，都有开路之功。更重要的是，《通鉴纪事本末》还以其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新纪元，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封建史学的向前发展，而且影响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和当代史学。     

鸦片战争时期史学的特点

鸦片战争后，与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相应的史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经世致用史学思潮出现，边疆史学开展，当代史著述兴起，注重外国史地的编纂。这一切为打破封建史学，建立资产阶级史学准备了条件     

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兼与成一农教授讨论

近些年来，以网络技术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数字史学发展迅速，颇有助推史学研究升级换代的趋势，但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担忧和警惕：数字史学在重视技术方法引入的同时，是否有脱离人文关怀，成为“无人”的研究的危险?网络技术是否只在更方便获取多样资料上有助益，而对真正推动史学研究的作用不大?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究竟何在，不仅成为不同立场学者辩论的焦点，更决定了今后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态度及其发展，应该引起数字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数字史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和传统史学研究并无不同，对群体的关注更不是对人的漠视或人文关怀的降低。数字史学能更为有效地从长时段和大规模群体两方面入手，切实沟通史学求实的学科本位和史学求是的学术追求，从而彰显历史学科的活力与价值。     

反思性历史研究刍议

对既往历史运动过程和历史研究结合进行了不断深入的反思，是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在深邃的史学反思中，新时期史学否定了传统的政治史结构模式，使史学渐次摆脱了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启迪智慧是史学不容忽视的重要功能，新时期的史学反思，从全新的角度重估了“反面人物”。在对一些重大争议问题的重探方面，虽然纠正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历史偏谬，但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严重误区。在史学理论的构建方面，虽然做了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但只能说是破坏目的已达，重建任务甚巨，尚需一代富有责任感的史家们的不懈努力。     

略论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

西方史学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生了一次重新定向，这种变化的发生具有深刻的时代动因及其史学自身发展的学科动因。７０年代末西方史学中出现了叙事体复兴现象，说明史学的赓继与发展，需要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创新；也反映出西方史学在科学化的进种中所遇到的困惑。此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史学从对抗走向对话，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与日俱增，这更是我们考察战后西方史学重新定向一个不可或缺的视域。     

论史学概论的伪理论性

史学概论没有史学理论的实质内容，而只有史学理论的外观形式，不能用史学概论冒充和代替史学理论；好的史学理论必然是史学理论多元化的真实表现，必须撇开史学概论而去建构史学理论。     

史学改革大思路

当前，中国史学正处于一个异常复杂与严峻的时期。一方面，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研究日新月异，成绩显著，确实呈现出了繁荣之势。另一方面，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双重挑战面前，史学研究也步履维艰，前景暗淡，的确存在着危机之忧。史学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人们的希望与忧虑同步增长。那么，当代中国史学怎样才能摆脱困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呢？笔者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通过改革，增强史学研究内部的生机活力，强化史学研究自身的“造血功能”，建构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从而赢得史学研究的新一轮辉煌。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考据史实 独辟蹊径——吴缜的考据史学研究

吴缜的考据史学的最大特点，是在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学理论指导下，将自己的考据学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完成了对考据史学理论的初步探讨。在考史过程中，吴缜主要使用了本证法，但却过分依赖本证法，这是其考据史学的最大缺点。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论史学观

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进一步体系化和逻辑化。没有史学观，当然可以有历史学；但没有史学观，却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表现。史学观把历史学从所有那些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中间寻找出来，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赋予历史学一个理想的目标。这个理想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固有内容     

新世纪史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新世纪的史学史应该怎样发展，这里提出三条思路，一是对传统史学的总结，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史学史应当重视文献目录学，但显然又不能局限在那样的范围内讨论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重...     

19世纪中后期我国史学教育论略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时局的变化，传统史学教育受到批判。西学的传播成为变革史学教育的助推力量，以京师同文馆为首的一批新式学堂陆续创办并开设史学教育课程，但涉及范围有限。甲午战争后，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史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晚清时期的史学教育，还很难将此认定为专门的历史教育，传统的经、史不分还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及至分科分置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教育才开始真正推行。     

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研究

本文简要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概况，从史学本体的角度，探讨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在揭示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互相转化的中介意义过程中，突出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灵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