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主笔—小说家与晚清小说中的“启蒙主义”

主笔—小说家及其小说作品为晚清小说之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主笔—小说家的复合身份而使得这种小说亦具有多重特性,其中在受众兴趣娱乐及教育启蒙方面的考量兼顾,突显了这种小说在市场商业化、社会大众化及审美启蒙性诸方面的时代总体关注与具体实践形态。相较而言,这种小说在社会启蒙方面的认同承担及诸多努力,一方面创造性地转换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化民群治方面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亦将中国传统小说从一个封闭的作者核心系统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一个更为开放与自由的小说叙事时代。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论晚清政治小说作家

晚清政治小说作家多分布于社会经济文化发达且率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闽粤、江淅和湖广三地.一方面.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文化的影响.自觉地肩负起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使命.从事政治活动是晚清政治小说家主要的社会存在方式.小说创作不过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一种手段,但却适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并对后世文学创作政治化倾向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晚清翻译小说的影响

晚清翻译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促进了小说的发展 ;在冲击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的同时 ,也使小说家的审美趣味与文学观念开始变化 ;它本身还丰富了传统小说的式样 ,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它的消极影响是过分强调政治功能 ,误解和改译也影响到原作风格的保留。     

试论民初政治小说退潮与作家的抗争

民初政治小说退潮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既有外部的政治环境变化 ,小说的商业化压力 ,也有小说家自己改变了晚清对小说功能的看法。但民初的小说家仍在抗争 ,这就形成了民初小说独特的面貌     

新小说意识形态性观念的近现代建构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学观念的建构始于晚清,完成于"五四"时期。晚清黄遵宪、康有为、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鼓吹小说改良工具论,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意识形态性叙事的理论基础。"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作家分别从理论倡导和写作实践两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品格,使现代小说不仅成为塑造中国人品格的重要文化活动,也成为凝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意识形态。     

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端--清末民初小说理论中"写实"与"理想"的分立

中国小说理论对现代性的追索,是在晚清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中展开的.在这一充满忧患的启蒙语境中,"写实"和"理想"这两种小说观因其价值倾向和观念内涵而显示不同的形态.前者成为中国历史追求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表述;后者受西方审美自律论的启示而对启蒙论进行反思,表现为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观的分立,呈现出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萌端时的多维价值与不同指向.     

教科之助：晚清小说教育功能的歧变

醒世新民的启蒙意识,打造小说为“教科之助”的时趋,它指引着晚清小说创作的道德践履,也展现了小说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浩淼天地。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载道模式,被革新置换成民主、平等等时代新见,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的新变。教科书的功能取向,显露出近代实用理性的影响。片面的推崇势必存有抽象的图解痕迹,抹杀了小说固有的文体规律和特征,一旦政治热情消退,娱世和向俗就成为小说的审美需要。     

抨击与憧憬：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为主

晚清小说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呈现出多向性特点,有对专制政体的批判和对立宪政体的赞颂,有对共和政体的抨击,有对“文明专制”政体的向往以及超越地球的极端想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政治氛围使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有关,也不能忽视梁启超的理论倡导与小说创作的影响。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启迪后人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建设民族国家,思考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借鉴。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从行草狂放到碑学复古——晚明到清末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化激荡,书法艺术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与文化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深层契合。探索一定历史书风变迁,有助于深刻解读书家身世、时代思潮、社会政治等方面变化。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论晚清洋场文化对狭邪小说的影响

晚清狭邪小说的出现是前代妓家文学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更与晚清上海特殊的洋场文化有关。上海洋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移民社会特征,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晚清狭邪小说的生成与书写,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洋场文化印记。     

《榕城竹枝辞》与清代贵州苗侗风俗研究

晚清举人龙绍讷的六首《榕城竹枝辞》中,首先描写晚清贵州苗侗社会的自然环境,然后涉及歌舞娱乐、饮食习惯、民族交流等几方面。既体现苗侗地区本来特色,也将晚清大变革背景下,苗侗地区经济文化的新发展体现出来,是研究晚清贵州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近代士人对西方世界的观感探微——以清人张德彝八部《航海述奇》的女性观察为视点

张德彝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他幼年接受传统教育,青年入同文馆接受新式教育,曾先后八次到访西方各国。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西方社会与文化,详细考察西方女性,逐渐从一个保守士人转变为批驳中国裹脚陋习、尊重女性的开明士人。但在对婚姻自由等女性主义运动的讨论中,他回到了保守的阵地中,体现出近代士人思想的保守性与局限性。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姑妄言》与李渔小说

曹去晶与李渔,一个在清代前期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一个在明末清初进行短篇小说创作,两人的作品在体制、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诸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很显然,曹去晶在创作《姑妄言》时借鉴了李渔小说。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