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龟》和《九尾狐》的性别文化观照

《九尾龟》与《九尾狐》是描写晚清上海青楼的两部狭邪小说,其在创作渊源、宗旨寄托、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两书描写妓女与嫖客间之情义纠葛与利益纷争,以揭示烟花形迹、警醒世人为旨归,展示了一幅晚清洋场青楼生活的画卷。其对晚清上海青楼的书写透射出文人对上海妓女的识见及其对自身社会性别身份的焦虑：男性在青楼的失势不仅表现为钱财损失,亦表现为性事的衰败;而妓女不仅扩充自己的欲望对象,不十分热衷于从良,而且还涉足公共空间,体现出末世繁华中的欲望与享受。     

江南士风与狭邪小说

本文论述了江南士风对晚清狭邪小说的影响。首先 ,采用散点透视法 ,从名士与药、名士与清谈、名士与酒色、名士与隐逸等角度论述了江南士风的内蕴 ,着重剖析此内蕴对狭邪小说创作主体及描写对象的制约 ;其次 ,采用综合视角 ,从总体风貌上把握江南士风之任性放诞、情礼兼到、异性崇拜等内蕴对狭邪小说的影响。通过对创作主体和叙事文本的解析 ,凸现狭邪小说的精神内蕴、文化价值和审美特征     

晚清溢美型狭邪小说中的"谪仙"结构及其成因

在晚清溢美型狭邪小说中,以“罪谪—历炼—回归”为特征的“谪仙”结构有着较为鲜明的呈示。文章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从文学创作的发生、青楼文学的书写传统以及小说创作主旨三个方面对“谪仙”结构与溢美型狭邪小说的“联姻”进行思考,借助于“谪仙”结构这一特定视角,揭示晚清狭邪小说与前代文学之间的承继关系,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目,以期更为完整、准确地把握溢美型狭邪小说的内在特质,并对作家的心路历程作出探索。     

海派狭邪小说：现代意味的男性梦魇

近代上海的＂洋场化＂使得妓女成为受都市化、商业化影响最深,观念转变最为突出的女性群体。女性主角的变化使得古典青楼小说所设立的＂女卑男强＂、＂才子佳人＂的男女关系模式被打破,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俨然已成男性狎客之＂梦魇＂。     

女陛想像与都市想像的互为一体——论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与上海的关系

海派狭邪小说首次把妓女与上海这两个形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文学模式。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对妓女的想像就代表着对上海的想像。而时人对上海都市的邪恶想像,也使得海派狭邪小说对妓女作“溢恶”的夸张描写。女性想像与上海城市想像关系的另一种文学表达,就是海派狭邪小说中独特的妓女专用“吴语”表述。讲“苏白”的妓女和“上海”,在海派狭邪小说里奇妙地结合起来。女性想像与上海都市想像从某种意义而言．已开始互为一体。     

试论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分层叙事

作为<红楼梦>叙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层叙事在晚清受到了高度推崇,具体到近代前期狭邪小说创作中,还可细划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发现手稿"型与人物跨层叙述.以分层叙事为切入点,可以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与把握<红楼梦>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间的袭承关系.     

名士与名妓——《花月痕》与《青楼梦》中的情性交流

晚清小说《花月痕》与《青楼梦》被称为＂狭邪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了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从而展现了晚清时代士人的宦海沉浮,以及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与爱情的珍重。表面的狎妓,其实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近代上海狭邪小说与都市性

近代上海是现代城市转型的典型代表。都市的崛起直接促进了小说的繁荣,广受欢迎的“都市狭邪小说”表现出新型知识分子对都市公共生活以及个人空间、世俗常态的体认,也表现出近代上海人在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多种矛盾共同作用下矛盾复杂的社会心态,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     

晚清谴责小说闹剧色彩刍议

一、谴责小说:涵盖晚清小说之大宗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晚清小说是个重要的阶段。所谓晚清是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一年伟大的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这一时期的小说丰富多采,繁盛可观。阿英在其《晚清小说史》中说:“晚清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当时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这是就晚清小说的数量而言。就其内容来看,有封建主义小说,如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有改良主义小说,主要是谴责小说;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小说,如陈天华等人的小说。晚清小说的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现状、民众生活、民族斗争、维新立宪、华工生活、妇女解放、官场生活、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等等。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大观园与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园林叙事

大观园作为《红楼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受到了高度推崇,出现了大量摹仿大观园叙事的现象。以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园林书写为例,可以看出其有意拟仿大观园的同时,更着意于辨析两种园林叙事之间的差异。从创作心理动机、创作目的、创作的文化意义来说,狭邪小说中的园林叙事均具有特定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就文学创作角度而言,它是作家们自伤怀抱、麻痹自我的形象表达,表现出对于往昔士大夫传统优越身份与地位的追忆与向往;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则是处于新旧转型之际的传统文人焦灼无奈、彷徨无依的心灵剪影。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晚清译述风尚及其成因探讨

晚清翻译是继汉唐佛典翻译之后异域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将其定位为"译述"较为适宜.本文梳理了晚清译述风尚从形成到式微的过程,并从译者对佛典翻译的承继以及潜伏其后的文化心态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晚清译述风尚形成的深层原因.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审判的主要特点与影响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频仍,小说戏曲案件是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值得关注的审判事务,部分西方法律制度被移植到小说戏曲案件审判之中。从审判程序上看,小说戏曲案件属于违警罪,租界警察既是小说戏曲案件的主要侦缉力量,也是主要起诉方;在案件审判中,比较重视证据,出现了被告聘请辩护律师的现象,公廨谳员的审判权力逐步被外国陪审官侵占。从量刑标准上看,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判罚开始了刑罚的近代转型:一是量刑比清朝衙门采用的刑罚要轻;二是率先移植了罚金刑。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从侦缉力量、罚金刑移植、量刑轻刑化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管理法制的近代转型和中国现代文艺管理法制的建立。     

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的界定看我国法律文化的近代转型

<大清民律草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草案,其"亲属"、"继承"两编的规定中既有一定的西方资本主义法律精神,也承继了传统中华法系中以父系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作者认为这是缘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二是西方法律思想已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洋务派官僚中深入人心.三是晚清统治者仍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统治集团之一,我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还极为深远.<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化的转型状况.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晚清输入域外法律文化的选择

晚清的变法修律,是通过参照域外先进法律文化来完成的。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晚清经历了一个选择过程。最终选择以大陆法系为参照法系、以日本为参照对象国,优先输入公法文化,再逐步引进私法文化,实现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晚清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所作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清代晚期四川北部地区乡土建筑及其文化内涵——以南部县宋家大院为例

清末四川北部地区乡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乡土建筑遗存,南部县宋家大院即是其代表。作为依血缘而建的小型亲属组织聚居地,它的建造直接与这个“家”的繁衍生存息息相关,是对其生活的记录。宋家大院在建筑格局及装饰图像两个方面反映出儒家文化与俚俗文化的融合,而融合的基点是对生活富裕和家族兴旺的期望。透过宋家大院的建筑格局与图像,我们能窥见清末民初时期,四川北部地区的乡土历史和乡土文化。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