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国外另类的“相亲”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通过“相亲”的方式结识、相恋并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与很多人的看法不同，“相亲”其实并不“老土”，在国外不少地方，“相亲”也依然是解决“个人问题”的一大途径，只不过外国人“相亲”的方式更加多样、更加有创意而已。     

农村“天价娶妻”现象解读--基于冀南H村的田野调查

由于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天价娶妻”现象在多地农村频发。对冀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富裕家庭和儿子自身条件不足的家庭率先推出婚姻支付的“体面标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源头;媒人职业化、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婚嫁实践中的渗透,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助推力;女方家庭的居奇心理、攀比心理、转嫁心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强心剂。“天价娶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乡风文明”背道而驰,各地政府特别是农村管理机构应当对此进行引导。     

媒妁之言六十年：村庄传统与婚姻变革

以河南东部的董北村为例,分析了在董北村婚姻结合最近六十年历程中的变迁：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一度曾经是村庄中婚姻结合的两种主要力量,而打工潮兴起之后的自由恋爱则是对于传统婚姻结合模式的挑战。在这场婚姻变革中,父母极力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期望行为,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婚恋模式观,即以性格相合作为择偶标准。自由恋爱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针对这种变化,以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为代表的村庄传统力量,则形成了一些应对自由恋爱的乡村社会机制：“专业媒人”和“婚约公证”。     

“闪婚”：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父权与婚姻

以江西安义农村为例,探讨打工潮流中,农村婚恋家庭领域新现象——“闪婚”的成因,找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归宿。研究发现,将婚姻形式的偏好纳入流动的时代背景,从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模式切入,“闪婚”成为安义农村地区婚姻形式主流具有结构性原因。年轻人在打工时代遭遇了本地恋爱不现实、跨省爱情风险高等婚姻困境,父辈对年轻人的婚姻支配权及对他们婚姻稳定的强烈期待,共同促使“闪婚”成为当地婚姻“潮流”。“闪婚”是代际双方顺应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做出的无奈之选,务实之选。     

内地青年的婚恋观现状与基本趋向

依据一次有380名青年参与的关于内地青年婚恋观的抽样调查结果及相关文献,当代青年的择偶标准、婚恋形式、婚费来源、伦理责任、试婚态度、婚姻关系及其感受等婚恋现状与趋向,在开放的氛围中呈现出:传统与新异自然交融、分化乃至碰撞。但应承认,基本趋向仍恪守婚恋道德,但自主性、宽容性均在增强,追求婚恋方式的多样自由。同时,“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重要传统观念有淡出之势,此外,非婚姻,或亚婚姻等前卫现象受到了更多宽容性的关注。     

当代青年农民工婚姻现状考察——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

以实证方法对当代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现状进行全面考察,结果显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他们的婚姻问题凸现,影响其家庭稳定的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解决青年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正确引导,消除城乡二元体制。     

现代性体验下少数民族乡村妇女的婚恋生活——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影响个人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宏大的现代性在个人层面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活体验,是与传统生活方式、观念相异的新力量。电视媒体与打工经历是重要的现代性力量,同时也是乡村个人体验现代性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乡村妇女传统的婚恋生活在其影响之下出现了婚恋途径的多元化、婚姻仪式的混合化等新特征,蕴含于家庭婚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重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个人需求,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婚姻的条件是封建礼法所决定的,与封建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婚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有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我国主流婚姻模式虽然已转型为晚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持续存在早婚现象。基于黔东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父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是当地农村青年早婚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它在婚恋方式、生育观念和婚姻决策等方面都影响着早婚的产生。养育责任中的底线逻辑导致家庭规训的缺位,从而助长了青年自由恋爱的过早发生。教育责任中顺其自然的观念延缓了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型,早孕倒逼结婚成为地方性知识。婚姻责任中的有限资源支持削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经济宰制,进一步强化婚姻决策的自主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联结家庭生活的强整合与牢固的家庭情感,大部分早婚家庭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最后往往以成婚不成家而宣告结束。     

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内发生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是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产生的特殊婚姻迁移模式。其发生的机制复杂多样。从人口流动引发的选择结婚对象的空间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追求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得到年青人的普遍认同、外出务工经商的未婚青年男女正处在婚恋的最佳时期、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增强、外出务工期间的艰难生存状态、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逐步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代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婚姻自由权和女性的权益得到保护、户籍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西北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实践研究——以甘肃陇东W村为例

在西北陇东农村,男方婚姻支付成本逐年攀升,高昂彩礼的现象需要从婚姻支付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婚姻圈的变动、性别比例失衡、婚姻支付惯习等因素是解释男方婚姻支付行为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西北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实践表现出:高昂彩礼、父辈承受支付成本、消费攀比的追随、父系继承等实践特点。该地婚姻场域的支付惯习是男方婚姻支付的客观原因之一。     

婚姻地域挤压的社会学分析

婚姻地域挤压是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下被放大,体现在农村落后地区的姑娘攀嫁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梯级迁移"。其是主客观及社区文化规范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婚姻的地域挤压使落后地区男性青年婚事罹难,所催生的发展问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拉大,社会秩序失序问题将是农村今后面对的问题。     

侗族传统婚姻选择与社会控制

侗族有较为自由的恋爱形式，如“行歌坐月”、“玩山”等，但恋爱的自由并不等于婚姻选择的自由。侗族传统的恋爱文化、婚姻文化均是具有规则的，受自身文化的制约。在传统社会，侗族的婚姻选择具有严格限制，如“同房族不婚”、姑舅表婚与姨表不婚、婚姻圈限制和层级婚亲规约。任何文化均具有功能。需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秩序，使之正常运转。侗族传统婚姻选择即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在资源配置中长期博弈的结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具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     

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窘境分析——基于河南S村的实地研究

随着性别失衡社会影响与后果的逐步显现,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婚恋窘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选择河南S村作为调研地,对该村20位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深入访谈,结果发现：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扎堆现象明显,面临严重择偶拥挤;婚姻攀比盛行,高额婚姻支付较为普遍;屡次遭受相亲失败,承受较大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单身状态,择偶标准大大降低。导致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如此窘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环境、家庭经济条件、自身文化水平以及农村传统观念等方面,为此,需要从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强化综合技能培训、平衡男女性别比例以及加强青年心理疏导等方面入手,以缓解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难题。     

中部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嬗变分析——基于“60后”与“90后”女性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乡城流动促使农村女性获得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的机会,加之教育水平提高,女性独立意识逐步觉醒。在农村男性婚姻挤压与高额婚姻替代成本压力下,“60后”与“90后”农村女性代际关系重塑。“90后”农村女性与“60后”农村女性相比,称谓由从家庭系统出发向个体化转移,角色权力从“婆强媳弱”向“婆弱媳强”逆转,家庭事务从“无权参与”向“事事知晓”转变,家务分配从“家务全包”向“家务解脱”变化,生育自主权逐渐增强。洞悉两代中国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结合家庭资源理论分析由传统乡村社会的男权主导向夫妻平权制方向发展的原因。     

理想与现实：沂蒙革命老区婚姻变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沂蒙地区用婚姻法律的形式坚持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赋予了妇女“人”的意志与尊严，给妇女自主解决婚姻问题带来了曙光。但是男尊女卑、包办买卖的婚姻传统在这里千年以继、陈陈相因，具有深厚的根基，战争环境又导致根据地婚姻变革不能从容进行，人们的传统落后意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男女平等、自主婚恋的婚姻理想与现实之间注定有一段还需艰难跨越的距离。生产力不充分发展，社会不能摆脱基本生存危机的困扰，任何形式的妇女解放都可能是虚假的。     

婚姻贫困:一个困扰边远山区成年男性的恶梦

贫困并不仅指物质资源的匮乏。婚姻也可成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当前,受性别比例总体失衡、农村女性人口过度外迁、自主婚姻制度对女性功利型婚恋观念及行为的包容及男性自身婚姻竞争资本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婚姻贫困成为了困扰我国边远山区成年男性的恶梦。实践中,这一恶梦体现在"隔代婚姻"、"短期婚姻"、"姐弟婚姻"、"空位婚姻"和"买购婚姻"等方面。而要治理这一难题,需要从均衡人口性别比、提升农村男性婚姻竞争资本、缩小城乡差距、支持跨境婚恋等层面做出努力。     

壮族传统婚姻道德生活刍论

壮族传统婚姻道德是在婚恋中坚持恋爱浪漫自由和遵守社会规范的统一。但在现代进程中,壮族婚姻缔结的道德作用和地位日趋式微,财礼作用却越来越突出,这一定程度地导致婚姻缔结方式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