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发展的村落共同体：以贵州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

中国乡村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基于发展主义的思路忽视了社会的视野。上郎德苗寨“工分制”旅游发展模式坚持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红利的原则,这一制度设计在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旅游产品的原生性。工分制的郎德模式是建立在苗族集体行动的文化逻辑之上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郎德村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鉴于郎德模式,中国乡村建设需要保卫村落共同体,开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发展之路。     

唐代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由贵贱到贫富

唐代中叶,一个新兴的阶层--富民阶层崛起.由此,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出现转型,由身份等级制向以财富为标准的贫富转化.富民作为"民"无权将佃农沦为自己的依附民,而只能依靠财富的力量,以契约形式利用佃农的劳动力.这样,在法律身份平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成为主导.唐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对国家政策、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型.     

生态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的发展是一种全面的发展,生态现代化正是基于"人"的发展诉求而提出的科学发展.工业现代化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不仅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出现危机,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同时技术、理性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生态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生态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树立生态学的意识,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姓氏、酒堂与鬼蛊指控:清水江苗人的社会结群与分类

清水江苗人结群以"姓氏""世系""酒堂""聚落"和姻亲网络为主。苗人聚落以大姓为主,拥有姓氏符号权,后来者需要改姓入族;作为开寨始祖的后裔具有祭祀权,充当鼓藏头和活路头;酒堂为血缘或拟制血缘群体,同一酒堂严禁通婚,但酒堂可以由不同姓氏、不同世系的家屋构成,同一姓氏和世系又可破姓开亲(破鼓开亲),分属不同的酒堂。苗人"鬼蛊"指控的干净与不干净之分类以"家屋"为对象,其目的在于维护"内卷化"的婚姻圈和理想的婚姻模式,即"姑舅表婚"。     

“平权”社会的差序: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的政治体系

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属于"平权"社会,但并没有实行"逃避农业"和"逃避的社会结构"。尽管有清水江市场的发展和移民的流动,但苗族以血缘、地域、姻亲网络等结群。清水江苗族群体的"开寨始祖崇拜"、"姑舅交换婚"、"鬼蛊指控"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分类体系,然而这样的分类体系并不是"等级"的,其实质在于以"差序"的形式维护"平权",并以集体民主决策的议榔制度给予保障。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唐代中叶,中国古代社会即开始向近世过渡,这一过程至宋已完全确立.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极为显著,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而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增强,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要求获得更大的土地自主权.唐中叶,均田制的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兴起正是这一要求的反映:而土地私有产权的加强,在制度上,经济上更进一步保障了农民己取得的相对自由.     

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旅游发展,造成了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因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为人们所关注.文化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文化的变迁是正常现象.民族旅游强调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旅游,旅游对文化的影响取决于旅游的形式.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首先应确定由谁来保护与开发,只有文化的持有者才能真正决定自身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侗族传统婚姻选择与社会控制

侗族有较为自由的恋爱形式，如“行歌坐月”、“玩山”等，但恋爱的自由并不等于婚姻选择的自由。侗族传统的恋爱文化、婚姻文化均是具有规则的，受自身文化的制约。在传统社会，侗族的婚姻选择具有严格限制，如“同房族不婚”、姑舅表婚与姨表不婚、婚姻圈限制和层级婚亲规约。任何文化均具有功能。需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秩序，使之正常运转。侗族传统婚姻选择即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在资源配置中长期博弈的结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具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