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社区参与的“工分制”

以贵州省雷山县上郎德村为个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上郎德村以＂工分制＂为基础,以集体分配为形式的社区参与旅游模式作了概括的介绍,探讨了＂工分制＂旅游参与模式对上郎德苗族社区经济的积极影响以及对该社区传统文化的正效应,探索了这一模式在构建民族旅游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上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模式成因分析

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本文对上郎德村以"工分制"为基础,以集体分配为形式的社区参与旅游模式作了概括的介绍,并从苗族与社区历史、"安全第一"的农民道义生存伦理以及苗族文化传统等因素对这一特殊旅游参与模式作了成因分析。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制度嵌入: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

制度在旅游发展模式演进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界目前对旅游发展模式现状及横向优劣比较的研究较多,而对模式是如何演进以及如何解释制度对模式的作用机理缺乏相应的研究。文章基于新经济社会学中制度嵌入性的分析框架,结合郎德苗寨的实践案例,对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进行考察和阐释。内生文化诉求、资本利益博弈与制度嵌入调试共同推动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动态演进和多元共存。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生演化,分别借助科层制、项目制和制度赋权的路径嵌入于民族传统村落,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村落旅游发展模式。     

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 ——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为个案

社区生态旅游(CBET)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战略之一.从社区主导理论出发,研究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模式发现,CBET社区参与中南非主要有NGO引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三种典型模式,"多主体协同"是未来南非乡村社区减贫发展基本走向.本质上,社区参与模式主要以赋权社区为核心,通过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为村民参与乡村减贫提供合法渠道,通过塑造社区共识和内在凝聚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一致行动与实践框架.与南非社区主导型扶贫模式不同,中国扶贫进程是在"强政府(主导)—强社会(参与)"框架下推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扶贫治理共同体是中国未来乡村振兴本土化智慧方案.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乡村精英博弈与乡村民主的发展

目前乡村精英已经成为村庄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但个体间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博弈形式,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本文依据社会学行为视角中的博弈理论,从乡村精英内部以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民主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

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已经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对村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村内混混逐渐取代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混混在村庄内部与熟人相处时,不再遵循传统的人情和面子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断走极端,动用暴力和暴力威胁;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也日渐嵌入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表明,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乡村社会两类文化的博弈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江汉平原L村的调查为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现代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性知识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不断进行挤压和冲击。两种文化的互构与博弈对乡村的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以江汉平原L村为调查对象,以L村的水改事件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变迁对村治的影响。     

云南石屏县水瓜冲花腰彝的村落文化

花腰是彝族中的一支,他们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村落文化除具有一般农耕民族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本民族的一些特质:随和、自由与约定俗成的婚恋文化,顺应天时地利的建筑文化,娱神娱人的宗教文化,古朴功利的生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