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依附与背离:情感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的浸透与演变

文本的独立表现在它作为语言编织物 ,既依附于创作主体而又背离于创作主体独立自由的话语世界。它以自身的逻辑形式和词语、句子、代码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特定的物质世界。从情感入手分析感情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的运动变化过程 ,可见出其在创作主体→文本、文本→欣赏主体、创作主体→文本→欣赏主体三结构中的浸透与背离的情况     

辉煌历史中的深长喟叹--论解放区民歌体诗歌的生成与缺憾

解放区民歌体诗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曾经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但由于太注重功利性宣传而没有处理好一系列理论问题,对民歌语言的简单模仿导致对诗歌本体的消解和对创作主体的放逐,作者与接受者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使作品很难经得起历史检验.     

论十七年诗歌中“北大荒场域”——以郭小川、严辰诗歌创作为例

十七年是建国后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阶段,十七年里的诗歌更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性,颂歌、战歌和新民歌大行其道,各种主题、题材进入当代诗歌的书写当中。早在建国前就小有名气的诗人郭小川和严辰来到北大荒之后,就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感受创作了一批表现这一特定场域——北大荒的壮丽山河和人情物景的优秀诗作,虽没有形成特定的诗歌流派,创作阵容也不是很大,但通过他们的诗歌创作,便可窥探那个特定时代的诗歌创作风格,冥想诗人曾有过的情感体验、心路历程,重拾浓醇的真情。     

集体“突围表演”的背后与“失败的运动”——70后诗歌的发生动因与价值估衡

70后诗歌的集体"突围表演",是出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外化和他们对影响焦虑的对抗;也是中外诗歌传统双重启迪的结晶;民刊和网络媒体的刺激对它的生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0后诗歌打开了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其表达上的"快乐"特征也指向了文学写作终极意义的游戏本质;但是就目前的平庸的现状来看,只能说70后诗歌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它的体制与表现手法同汉语的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关,故其产生仅迟于诗歌,而其创作一直延续至现代。赋的四种体式中以文赋为主体。文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或"复古",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有关,同时也体现着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赋的发展史给中国文学将来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

李奎报的“诗以意为主，意亦以气为主”的主气论，包容诸多内涵：或指创作主体之气即作家或诗人的气质、个性、才性；或指创作文本论即气在作品中指称的精神、力度、风格、美感等要素；或指创作过程论，即创作主体在创作思维中的“灵气”、“气机”、“灵感”，也就是“文之气脉”。从这些方面来关注它，无疑，李奎报主气论既是对中国诗歌理论的审美接受，又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课题。     

《史记》《汉书》叙事中融入诗歌的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有多方面原因:从文体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史传文体复调潜质的显现;从文化传统角度看,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既受引诗传统的沾溉,又受楚骚文化的浸染,同时也有民间文学的渗入;从创作主体看,优秀的史传作者往往具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且兼具诗人气质,这为史传叙事中诗歌的融入提供了创作主体上的可能性和倾向性。     

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

曹植咏侠诗在侠文化渐趋衰微的时候,继承并发展古游侠的人格品性,将实有侠变成精神之侠,在文学领域内大力宣扬侠义理想,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曹植的咏侠诗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引起中国文人的心理共鸣;塑造了经典化的侠意象,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之路。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

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滞后导致人们对大后方特殊的诗歌观念的忽视。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情感内容的探讨、诗人创作路向的选择、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抗战诗歌艺术缺失的批判等角度展现大后方诗歌观念的概貌，对现阶段科学解读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试析李煜词的社会文化根源

李煜词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时代文化与审美习尚的规范,使他的词追求轻艳,重于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南唐的地缘因素和社会风俗的影响,使他的词柔靡而艳丽,重于描写歌舞宴饮的享受和对恋情的追求,具有明显的俗文化特征;南唐特殊的历史和词人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词充满深哀巨痛,抒发自我的家国之忧,摅写了经济之怀,提升了词的文化品格,初步显露了词向诗化道路回归的端倪。     

意境生成:意象选择与悟觉思维 --现代派诗歌的古典阐释

意境的创造,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中心的"现代派"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诗艺,以中国艺术传统固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为基础,在现代新诗中重构东方式现代诗的意境.首先表现为对意象的注重.运用感性形象烘托暗示人类心灵情思,摈弃架空的理想抒情.在意象选择上表现出浓郁的古典特色,创造了不言情而情自无已的诗歌境界;同时在意境构建中承继传统意境创造中的悟觉思维以象为基础、情为中介、理趣为归宿.达到"诗情智化",是对古典诗歌精髓继承中的现代性超越.     

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意义探讨

晋察冀的叙事诗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场域,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丛奇葩"。它们忠实记录了晋察冀特殊的人情风貌以及众多诗人在战争中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战士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多样的艺术风格记述"民族事业"、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了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有着特殊意义上的"史诗性"。     

彊村词艺术风格浅议

彊村被近代词坛尊为清季词学之大成者，其词学吴文英，又学苏轼。以微言寄托忧国之感，柔厚而深涩，意隐而不露。在意象锤炼方面极意求工，特别注重借特定物象来抒发幽深之情。又注重词境创造，一些写景之作，或由景抒情，或融情于景，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彊村性灵高洁，襟抱冲远，其词冲淡醇雅，格高意远，词品极为高致，不愧为结穴千年传统词的殿军。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象的文化内涵

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文本中,死亡想象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从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象的丰富内涵予以比较分析或阐述,有助我们对新诗中的死亡想象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祝辞系文学与《诗经》时代的言灵信仰

祝辞系文学属于文艺诸形态尚未完全分化的《诗经》时代,与原始巫术宗教结合紧密,具体表现为祈祷、祝颂、诅咒等多种特征。周初祝官制度对《诗经》祝辞系文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诗经》中的祝辞系文学体现为两种样态,一是全篇为祝辞,二是包含祝官活动和祝辞成分。祝辞系文学之根源及兴盛时期在西周春秋,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淡薄,祝辞系文学由正统地位跌落回民间形态,并与愚昧迷信结合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登上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     

论诗原质的形成——以“南浦”和“走西口”为例

汉语中很多词语除了基本意义之外还有文化意义,具有汉文化的特殊情韵.诗学中的诗原质就是由这些带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衍化而成的.本文以"南浦"和"走西口"为例论述了诗原质的形成.诗原质是一个经过时间积累和诗人发挥而达到丰富饱满的意义密度及情感深度的诗歌意象.诗原质的形成主要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词语-文化词语-诗歌意象-诗原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