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的独特叙事

王安忆的叙事,无论是视角的运用、叙述者类型的选择,还是对时序的安排、叙事语言的提炼,都形成了显著的特征,而这一切特征的形成都与王安忆现实主义的立场、立足于＂心灵世界＂的文学主张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王安忆文本实验的结果。     

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的叙事策略

不同的身世阅历、艺术个性促使张爱玲王安忆在上海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张爱玲的小说追求一种激光般的深度的艺术穿透力 ,她的意象化叙事与反讽叙事侧重于将读者的感受导入人的内心世界。王安忆则喜欢在广阔的时空里展开动人的画面 ,她的叙事由直观写实向元叙述的转变 ,表明了她追求的是广度的艺术辐射面。王安忆比张爱玲更具宽阔的文化视野与不懈的艺术追求。     

对传统叙述人反思的不同策略——《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电影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层,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叙述方式上的区别:小说和电影分别采用不同身份的叙述人——叙述人"我"和叙述人"它—他"提供的叙事视角,对传统叙述人进行了不同角度、深度的反思,各显自身叙事媒介的优长。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成功的电影改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传统叙述人乃至传统叙事的新的媒介视角。     

城市的记忆：在时间与空间中叙述

王安忆虽然把琐细的民间生活作为对城市生活的纪录,但是她的小说叙事并没有因为这种叙述而滑向狭窄、封闭的一面,在她的小说叙事中,王安忆努力打造着历史时间的隧道,不断地变换着空间场景,以此来表现城市的生态、精神.     

王安忆小说叙述方式述评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随着叙述意识的自觉，叙述方式也得到发展。早期作品中的“潜在叙述人”直接代表作者的视角和倾向，后来叙述人开始逐渐独立，到真正自觉并进行“叙述干预”，从而取消客观全知视角。小说语言关注人物内心意识，多用间接转述；并从运用风俗化的方言转向运用书面化的叙述性语言。叙述的转换使王安忆的创作冲破了传统小说艺术模式。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聆听天籁 感悟童心--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

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是迟子建小说叙述的一大特色.从角色上它可以分为角色和非角色叙事两大类,从叙述人角度又可以分为纯儿童视角与准儿童视角.在这些别具一格的儿童叙事中,自然富有了灵性,人际更为简单而纯朴.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营造了一个烂漫的童话般的世界,而叙述视角的动态性、话语蕴藉的多维性则使小说文本更具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复调"的美学意味.它刷新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对一方乡民的温情关怀.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即没有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视角)模式,郁达夫的小说主要 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包括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下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郁达夫对中国传统小说叙 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从叙述时间角度分析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围绕叙述时间展开：“情节”对于“本事”顺序改变形成的圆形封闭性框架式叙事结构,不但使结构紧凑,而且使其结构变化错落有致;现在与过去交替的叙述时间以不同的叙述速度呈现,由此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聚焦于时间的叙述视角,使叙述人、被叙述者、接受者三方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历史在场感和沧桑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巧妙安排,使《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在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方面极具特色,显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魅力。     

论《管子》叙事的时空特点

《管子》一书的叙事体现了＂轮换＂而没有＂发展＂的时空特点。＂精气＂是这种特点的根基,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精气＂按阴阳五行的内在而闭合的思维方式来运行,从而形成了《管子》一书叙事上的＂轮换＂而没有＂发展＂的时空特点。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建构的叙事思维和缀段式的叙述模式两个方面。     

《在流放地》的审美品格和思想价值

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局外人”的叙事视角,从而使得这个小说能够给人以一种“受难性”的审美体验,并且也使得这作品客观上具备了一种政治预言的功能,甚至预言了当今全球性帝国主义政治中所发生的某些事件。     

《远大前程》的叙事特征

兴盛于60至70年代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丰富了文学批评。其一,它有助于人们努力去发现相同类型作品的深层结构,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侦探故事;其二,它为特定作品的文本分析提供了线索,阐明了一则“故事”是怎样转变成一句“话语”的。《远大前程》作为狄更斯最后三部作品之一,表现出既符合于当时常规、又向这些常规提出挑战的叙事特征。本文从“叙事结构”、“叙事语法”、“叙事视点”和“文章策略”等方面分析这些特征,认为《远大前程》是20世纪上半叶基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过渡性作品。     

孔子本事生存论建构探赜

人类存在是以叙事的方式展开的，本事作为叙事本体，也就敞开了本事生存意义。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积极地建构了中国人时空“往”的本事生存范式，规约了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孔子敬事而信；敏事慎言；成事不说；遂事不谏。其本事生存的赜义就在于向本事寻求生存的本体支架，从而搭建诗意的本事栖居。孔子本事生存建构既裨助也束缚着未来。     

情陷上海洋场的外乡人——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叙述的主要是外乡人情迷洋场花界的故事。诱惑与吞噬，是外乡人与上海租界空间的关系的命意所在；寻找与滞留、拯救与陷入的故事延展，进一步表明上海对乡下人的捕获与掌控。上海租界的城市景观与消费娱乐空间，诱导、鼓励着外乡人享受繁华的欲望，使其沉沦，蜕变成远离乡村原则的“上海人”。与此同时，原来乡间培养起来的邻里亲属情谊，很快土崩瓦解。上海的妓院是爱情的冒险场，是危险的愉悦空间，这里的情感模式脱离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供租用的女人”所提供的真假难辨的感情让晚清子弟感受到了恋爱的高峰体验。不过，上海花界的感情关系属于错位的爱情。     

孔子“野合而生”乃民间传说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记载 ,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迷。对此 ,历来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本文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 ,论证了“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是传说的观点 ,指出“野合”就是指非正常性关系 ,但这并非是有意丑化圣贤 ,而恰恰是民间沿用描述英雄或伟人出生时常用的叙事模式 ,将孔子的出生传奇化。     

赛金花故事中的“英雄美人”想象模式

20世纪上半叶,关于赛金花的各种文本,也包括赛金花本人的"自述",对赛金花游欧记、作为浪漫史的"瓦赛公案"、庚子年赛金花的"救国"等,各种记述前后不一,破绽百出。通过比照可以看出,各种记述中都流露出"英雄美人"这一对女性叙述的基本模式,其虚构性表现出国人对于赛金花故事的性别想象。     

机关算尽太聪明，学样不成一场空——从长鼻子故事看“赏善惩恶”模式构成要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常常融入民间故事中,引导民众向善弃恶.<长鼻子>故事就是这类故事的代表文本,它以其特有的赏善惩恶结构叙事,集中体现了民众的善恶观.通过对<长鼻子>故事的分析,可归纳出"赏善惩恶"模式的构成要素,即此类故事多以契约式叙事开始,由两个对立主角、两个对称行动和两种迥异结局构成.这种叙事模式以对比强烈的赏罚效果,在寓教于乐中培养了民众的善恶观.     

叙事与裁判——从"劫人质救母"案说起

司法过程是一个叙事的过程。当事人通过动听的叙事争取利己的裁判,大众以道德为名建构美德佳话,法官在人情与法理之间徘徊。法官必须在不同的故事版本之间进行剪裁与抉择,既要避免道德裁判的质疑,维护法治的权威,又要回应大众的声音,保障裁判的公信力。法官只有保持张弛之间的合理限度,才能创造出裁判的美妙篇章。法律是可以被解释的故事。     

背离与超越：吴趼人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

吴趼人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借鉴西洋小说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对短篇小说的形式诸如结构方式、叙事体制、叙事视角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背离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