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条件

五四运动时期,我们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历史原因,是期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华传统文化,改造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二是文化心理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条件。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她的故乡生根发芽,却在中国开花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相契合的明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既冲突又契合.五四运动时期,我们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反传统,是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冲突的一面,是期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华传统文化,改造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相契合,却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条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她的故乡德国生根发芽,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除了其他的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相契合的作用.     

中国现代大学理念解构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历程

作为西方文化"东渐"产物的中国现代大学发扬的是异族的文化传统,消解的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过程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解构过程,这是导致民族精神危机,民族文化本体失落的深层历史原因之一。因此要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必须彻底变革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性质。     

中国传统危机文化的脉络、特点及成因分析

危机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它在现代危机管理中有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以《易经》为起点,随着传统社会的发展逐渐成熟。它在小农式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受到专制统治的政治因素和宗法制的社会因素影响,并存于儒家"天人感应"的文化内核之中。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与政治文化、吉祥文化以及物质符号密不可分。     

"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民族危机与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这场危机的实质可表达为近代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和人格的"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民众的"认同危机",构成了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清末"维新派"的"新学"、"新政"与"新民"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与革命"之论争;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说"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的主张等等,这些变革与主张尽管在时间顺序上有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叠加和交叉,却清晰地表明了此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教育思想的瓦解到"新民"教育主张再到"国民性改造"教育主张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主义之争.     

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的变革

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与中国近代的变革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由此传统文化不能不受到近代变革的反复挑战。但传统文化同时又是近代变革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土壤。先进中国人自身的觉醒,对民众的启蒙,乃至各种变革的努力,都借助过传统文化的帮助。中国近代在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变革着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新生创造了条件。     

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早期先进分子主体意识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的主体意识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主要体现在：由意识决定生活到生活决定意识的变革；由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变革；由社会改良到社会革命的社会改造理念的变革；由传统史学思维范式到唯物史观史学思维范式的变革。正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主体意识的变革，引发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学术诸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传统民事调解制度的文化底蕴及其改造

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有其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这项制度正日益面临着危机。因此,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传统的法律资源,对其加以适度的改造,才可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有效的民事调解制度。     

论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哲学的救赎意义

现代性问题重重,但其本质危机可根本归结于现代性的资本逻辑,片面的工具技术理性和狭隘主体性下的资本逻辑,使得人们应从现实生活逻辑的追求而呼吁文化哲学的产生,并且在马克思的理想共产主义模式下得以解决。同时进一步从内在哲学层次探讨资本逻辑的本质,危机又是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缺失根本造成的,因而从这一角度看同样呼吁一种新的文化哲学的产生。文化哲学的产生和现代哲学的真正转型应是在生活实践中变革传统形而上学,在文化生活中重建文化形而上学。     

毛泽东抉择中国革命道路的文化思考

毛泽东所处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进行彻底改造的人生奋斗目标。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在长期对中西文化的自觉的批判和选择中，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抉择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创造性的文化变革的实践活动，不仅使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谭嗣同政治思想探析

谭嗣同根据政治变法的需要 ,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求真理 ,并用传统文化来诠释外来文化。同时 ,又用他所理解的外来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 ,使他所建构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不中不西 ,亦中亦西”的色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理论成果,传入中国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也就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有着美好构想的科学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文化,二者真的能够结合?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对于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文章就试图做这个工作,以期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值此文化衰落之时的心灵痛苦,与为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遭遇新文化冲击之时的美学兴奋,构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王国维的人格悲剧铸成其人格理论的两大特征:改造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的人格分析方法,引入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存悲剧感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王国维的悲剧人格理论和人格境界理论促进了中国文论的世纪转型     

浅谈《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

从当前《大学语文》的现状出发,探讨《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认为应该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上进行创新,即"单篇欣赏与专题教学相结合"、"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贯通"、"平面化到立体化的教学手段"。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将有助于改变《大学语文》边缘化的处境。     

中国近代以来家庭文化变迁的历程

中国家庭文化的变迁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的家庭文化受到抨击 ,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提出了家庭改制的主张和一些新的婚姻家庭观念。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是中国开创新的制度和观念文化并经历了人为挫折的时期 ,这一时期家庭文化发生了根本变革 ,但出现了家庭文化政治化的倾向。第三个时期是“文革”结束后至今 ,这是中国全面变革的时期 ,也是家庭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 ,家庭文化呈现失范性、多元性和个性化的特征     

丰富中国梦的民族文化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战略的强大历史背景,中国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其发展目标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和价值观念。中国梦是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成果。中国梦彰显“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全面理解中国梦战略的民族文化特色,弘扬“中国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丰富中国梦的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反对复古主义与虚无主义,科学地对待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外文化交流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在对外交流上,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历代政府的重视,其对文化交流的态度不同于外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转变角色定位,开始重视文化的价值,并支持传统文化对外交流。政府的介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强势的今天继续传承下去,并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宗法化倾向的探讨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行政文化也进入了激变再生的重要时期。考察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其历经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传承中,一个非常鲜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宗法化倾向,这一倾向表现在行政文化功能的实现过程中就是它的浓郁的人情化色彩。因此,要进行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必须思考对传统的行政文化进行改造并保持行政文化效能健全与连续的问题,这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