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剧须生泰斗——阎逢春(一)

提起京剧麒派须生周信芳先生的大名,尽人皆知,而艺术造诣可与周先生平分秋色的山西蒲剧须生阎逢春,尽管在五六十年代,也曾名噪京师,但因为他唱的是地方戏,非但他的地位不能与周先生同日而语,其名声也与周先生相差     

枫叶之国梨园情——记刘伟亮先生及其“小梨园”剧社

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被称为“国粹”。其在外国影响相当广泛,从19世纪法国人记写关于京剧的书作至20世纪初叶美、英等国作家撰写的英文专集先后在世界各地发行流传,到近现代中国京剧艺术家遍访世界各国,一台台生动传神的表演,使京剧在异国他乡获得越来越多的知音。其中,绝大多数为一般京剧欣赏爱好者,然而也有钟情京剧的研习和传播者。如:美国的伊丽莎白·魏克曼女士、澳大利亚的莎莉女士,热心京剧传播,致力于京剧的研究和表演,被誉为京剧“洋派”,有的媒体据其戏中扮演的行当誉称他们为“洋贵妃”。加拿大戏剧舞台上,也活跃着一位中国京剧     

试论余治的京剧活动与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庶几堂今乐》是清后期著名慈善家、京剧作家余治创作的京剧作品集。余治从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出发,选择观众建悉的题材重新创作,组织家班巡回演出,并力促剧作的刊行,都体现了余治的京剧热情。余治主张京剧创作的教化功能,体现本体意识,力求创新以及关注当下性等戏曲思想,在京剧思想史上颇有个性。其京剧活动及思想对现代人们理解京剧的教育功能、审美取向和创新发展等诸问题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京剧“样板戏”唱腔体系之探析

京剧"样板戏"相对传统的京剧板式来说,其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它在唱腔的现代化方面进行了空前的变革和创新:在传统的板式之外新创了许多新板式,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板腔体系和唱腔本身;在声腔体系中创新了乐句句式和套腔布局,空前地丰富了京剧唱腔的艺术表现功能;在唱腔设计中创造性地融入了特性音调,空前地强化了京剧唱腔的人物个性;在行腔技巧上一反传统戏"曲高和寡"的技巧化倾向,空前地强化了京剧唱腔的通俗化和亲和力,为京剧唱腔的创新提供了无可争辩的宝贵价值和不可多得的"样板"。     

京剧"样板戏"唱腔体系之探析

京剧"样板戏"相对传统的京剧板式来说,其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它在唱腔的现代化方面进行了空前的变革和创新在传统的板式之外新创了许多新板式,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板腔体系和唱腔本身;在声腔体系中创新了乐句句式和套腔布局,空前地丰富了京剧唱腔的艺术表现功能;在唱腔设计中创造性地融入了特性音调,空前地强化了京剧唱腔的人物个性;在行腔技巧上一反传统戏"曲高和寡"的技巧化倾向,空前地强化了京剧唱腔的通俗化和亲和力,为京剧唱腔的创新提供了无可争辨的宝贵价值和不可多得的"样板".     

论京剧的雅化及其鼎盛

文章论述了京剧在 2 0世纪 30年代达到鼎盛阶段的内外部原因。在其内部原因上 ,作者以其研究古代文学史时所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来观察这一段京剧史 ,从而对这一段京剧史的发展作了新的勾勒 :艺术块团之形成、相互间的争锋、浮沉以及名号形成的种种情况。在其外部原因上 ,论述了京剧是如何从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以及如何从向话剧的学习中受益的。 30年代新文化界对于当时京剧的雅化是批判的 ,作者则对此取肯定态度。最后还说明了 ,当京剧出国演出时 ,它的许多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特点 ,却受到了国外艺术家的肯定 ,中国的京剧艺术家们也更加开拓了视野 :由此勾勒出京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的回旋     

湖广音与京剧音韵

汉语音韵学用于京剧的研究,兴起于三十年代,始作俑者是余叔岩、张伯驹合著的《近代音韵》,至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又有徐慕云、黄家衡《京剧音韵》和苏雪安《京剧声韵》两本较有影响的专著问世,然而有待讨论的问题还很多。惜乎十年动乱,研究中断,学者凋零,以致近年少见有继其薪火者。我认为当前在京剧艺术面临改革的情势下,对于京剧音韵的学术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认清了规律,才能“万变不离其宗”,做到“京剧姓京”。本文拟就京剧音韵的湖广音特征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引起重视。     

基于演出视角的京剧英译与英语京剧

基于演出视角的京剧英译和英语京剧研究是一个美国翻译界学者比较感兴趣的领域。美国京剧译者非常重视京剧翻译的演出维度,在尊重京剧风味传译的基础上,给予译者较大的自由,对于其中涉及文化差异之处,遵循动态等效原则,允许译者进行替换和再创造,以演出为主要目的,务必使译文具有可表演性、可说性和可唱性。美国译者魏莉莎甚至组织排演了自己英译的京剧剧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要求和客观现实来审视英美京剧译者基于演出视角的京剧英译和英语京剧实践,对国内的京剧翻译工作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以走出国外京剧英译和英语京剧的迷宫。     

京歌《粉墨春秋》的演唱探究

京歌将典型的京剧艺术素材融入歌曲创作当中，又以通俗凝练的手法展示出“国粹”京剧艺术的魅力。京歌《粉墨春秋》内涵丰富，其创作背景底蕴深厚，曲式结构层次分明，艺术特征突出鲜明，京剧元素的运用使其民族性更强，是京剧元素与民族声乐的完美结合，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借鉴京剧现代戏的创作经验寻求京剧音乐的改革之路

第一部分在唱腔音乐方面,通过典型唱段音乐的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京剧唱腔音乐的设计要突破传统程式化的模式,坚持唱腔音乐紧密配合戏剧情节的展开和塑造人物形象为基础。第二部分在幕间音乐和对话音乐方面,要紧密配合剧情和戏剧情节,使幕间音乐和对话音乐成为京剧整体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吸收和借鉴京剧现代戏的音乐创作经验是京剧音乐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后京剧舞台必将呈现出传统京剧、现代京剧并存的局面。     

论“程腔”的艺术价值

京剧大师程砚秋创造的唱腔独树一帜,其独特的发声方法,开创了旦行演唱艺术的新境界,拓宽了唱腔审美的新视野;唱腔字韵的严格考究,提升了京剧旦行行腔的规范化水平,促进其全面走向历史性成熟;其中折射出的开放意识、博大胸怀和创新精神,成为京剧艺术宝库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昆剧与京剧韵白声调的比较分析

韵白,就是用中州韵语音念的说白。在昆剧和京剧界难度最大。通过对昆剧和京剧韵白声调及变化规律的比较,发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笔者认为这与京剧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有关。     

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秦腔艺术的发展

秦腔是在新疆流行历史较久的剧种之一,解放前与河北梆子、京剧并称新疆的三大戏。自传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秦腔即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获得了巨大发展。民国时期秦腔艺术在迪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历程:"三合班"成立后秦腔艺术在乌鲁木齐取得发展;新中舞台成立后秦腔艺术在乌鲁木齐的发展出现繁荣景象;抗战胜利后秦腔艺术在乌鲁木齐发展至鼎盛并逐渐走向衰落。     

艺海弄潮儿与革命旁观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京剧文化生态及其原因初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众多复杂文化现象.其中,大上海京剧作为最成功的文化娱乐产业成为艺海弄潮儿的同时却又与时代思潮若即若离,成了革命旁观者,是众多复杂文化现象中突出的一个.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它既与上海的城市开放、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也与京剧艺术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构成了一个审美壁垒有关,时代思潮、消费市场、艺术形式既使它走上繁荣,也有效地阻止了它被革命风潮所改造,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下,这一艺术国粹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再论京剧改革的田汉模式

本文作者曾经提出20世纪中国京剧改革的三大模式(即梅兰芳模式、田汉模式、延安模式)的理论。这篇文章进一步强调了田汉模式与另外两大模式的区别(为文化还是为政治?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并结合新时期以来的戏曲实践,强调了田汉模式所具有的现代精神对当前京剧现状的重要意义,强烈呼吁现代京剧的新生。     

课堂中京剧教学内容最优化设计探析——以《走近京剧》一课为例

为了强化学生的民族文化知识,适时有效地推进京剧进课堂,对京剧的教学内容进行最优化的合理设计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教学内容的设计要求、教学内容素材选择、教学内容最优化组合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把握京剧进课堂的教学目标、紧扣学生特点,层层递进又融会贯通。教师对于三者关系的把握,有助于其更好地把握课堂,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提高对京剧艺术的整体认识。     

清末北京剧坛昆剧演出研究

清末北京剧坛昆剧极其衰微,"几如广陵散"。一开始曾成立了一两个专唱昆腔的戏班;后来昆班解散,昆剧只能由昆腔演员在寄身的徽班中偶尔插演一二出,或在堂会中演出;再后来昆腔演员开始改歌他调,昆剧由这些演员在唱黄皮外偶尔演一二出;再后来昆剧演员断档,传统的昆曲折子即自明万历年间进京、在北京流行了200余年的"苏昆"已极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寄生在昆弋班中的一些以华丽的灯彩、砌末取胜的昆腔武戏,而传统的昆剧此时仅仅作为演员习剧的基础存在。     

孟姜女故事的流变与地域习俗——以江西广昌“孟戏”为例

孟姜女故事作为我国最为流行的民间传说之一,源远流长,而其流传的形式也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变。在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一带即流传着以孟姜女哭长城为题材的民间戏曲,俗称广昌"孟戏"。作为一种文化范本的孟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流传演变至今仍生生不息,体现了文化传承演变的本土化过程以及文化范本的功能与意义。     

建设中国的新歌(舞)剧--论京剧改革的田汉模式

在上个世纪的戏剧发展史上,以田汉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对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特色在于注重以现代文化眼光对传统京剧的思想内容进行改造,同时注意尊重、利用传统京剧的技艺形式,走出了一条文化创新之路。这条道路可称为“田汉模式”。通过对田汉个人的思想、创作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对这一模式予以总结。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