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参与我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

本文从应急预警、应急救援、灾后重建三个维度,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剖析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过程中的有效经验与问题短板。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自然灾害救助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减灾防灾工作不具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政社关系不健全,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知识与技能不足以及媒体报道失范等是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鉴于此,只有完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理顺中央与地方灾害应急财权与事权,建立"条块"联动的网状应急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灾害应急管理能力,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普及灾害教育提升公众应急技能,规范灾情报道,才能真正破解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困境。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从汶川地震看我国自然灾害救助体系的健全

以汶川地震为切入口,分析了我国现行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从灾害承受和管理能力建设,现行灾害救助体系与现代灾害保障需求,巨灾的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进一步健全我国自然灾害救助体系的对策,即构筑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自然灾害救助体系,不断加强灾害承受和管理能力建设以及建立巨灾风险转移机制。     

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

乡村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是直面自然灾害的关键主体,其表现出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关系到灾害治理的成效,但是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怎样的影响,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解答。本文通过对2013年遭受芦山地震冲击的四川雅安农村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度和志愿精神是提升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成分,而社区政权参与是链接社区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     

社会性别意识对农村妇女借贷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村妇女的借贷行为有利于减轻"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是否参与技能培训、受教育程度、丈夫的文化程度等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有年龄、丈夫的职业和家务劳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参与者,引导其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安徽省304个微观调查数据和MOA分析框架,构建Double Hurdle模型,从动机、机会、能力三个层面分别分析巡视行为和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年限、知识技能水平对巡视决策有显著正向作用;耕地规模、耕地流转年限对巡视程度有显著促进效果。耕地流转年限、知识技能水平对管护投资决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耕地规模、耕地流转年限、耕地集中程度、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小农水供给水平、农业收入水平对管护投资程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扎实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新建、续建和现代化改造推动小农水达标提质,鼓励实施联合管护等方面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发生的政策建议。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旅游参与、目的地形象感知与行为意向 ——以新疆入境游客为例

借助链式多重中介模型,运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研究数据,旨在探究新疆入境游客旅游参与、旅游体验、目的地形象感知、满意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链式多重中介模型以旅游参与和旅游体验为起点,情感形象、认知形象与满意度为中介,形成影响行为意向的路径结构.研究表明:新疆入境游客旅游参与和旅游体验对满意度和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情感形象对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满意度对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阐明了游客参与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和传导机制,对新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和决策参考依据.     

对基层公务员素质缺陷公众容忍度的实证研究

公众容忍度是公务员约束机制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在分析基层公务员胜任素质模型和“零容忍”理念的基础上,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了中国公众对基层公务员素质缺陷容忍度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一对1 022名基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基层公务员素质缺陷容忍度的结构包括工作能力不足的容忍度、工作态度不端的容忍度、服务意识不佳的容忍度、贪污腐败的容忍度和工作作风不实的容忍度等五个维度;不同类型人口学变量的容忍度比较发现:除性别外,容忍度在身份、学历和收入等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二探讨了公众对公务员上述五种素质缺陷不同组合的容忍度,476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容忍度与公务员素质缺陷的数量呈负相关;相对而言公众最能够容忍工作能力不足,最不能容忍贪污腐败;影响公众容忍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素质缺陷的危害性、可纠性、普遍性、原则性以及与公众利益的关联性.文章最后基于公众容忍度的视角,对构建有利于提高中国基层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的社会伦理环境提出了对策建议.     

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

公共安全服务中,公众看客心理有时会带来沉重后果,因此,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相当重要。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关注不够。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利用逻辑斯特回归方法,研究内在性动机、风险感知以及参与能力等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解释作用可以发现:内在性动机能够显著提高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同时,它的自我奉献维度正向影响作用显著;风险感知中,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显著负向影响高风险性公众参与,风险感知总值的影响有限;另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等参与能力变量也产生了显著正影响。因此,为提升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应该培养和识别个人内在性动机特别是自我奉献精神,并提供机会引导个人发挥内在性动机的作用,降低个人风险感知以抑制风险感知的消极影响,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并将参与能力合理纳入志愿者招募活动等。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论公共领域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影响及启示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对国家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下中国,“私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官本位意识”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产生了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公共领域就是要使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此,党和政府应该大力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主动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积极利用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财政支持对社会组织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两阶段DEA模型

以2013-2018年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59个社会组织为样本,本研究基于两阶段DEA模型对样本社会组织的筹资绩效与公益绩效进行测算,分析检验中央财政支持对样本社会组织筹资绩效与公益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财政支持对样本社会组织受资助当年及次年筹资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央财政支持对样本社会组织受资助当年公益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未对次年公益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分析

新中国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在不同阶段,党和政府对华侨华人救灾的参与态度和开放程度不同,并呈现出政策优待、统筹化与法制化趋势明显、动员组织与政策激励并存、加强服务管理等特征。这一政策演变与民族情感和历史传统、主流国际救援观念、国内外形势等均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事实上对华侨华人参与新中国救灾的规模、流向、程度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状与实效：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监督方式与效果研究——限于1927-1937年的考察

国民政府时期为提升救灾成效,政府采用因果报应、民间监督、常规视察、制度监督等一系列方式对官赈过程进行监督,民间则采用业报轮回、自身监督、官方监督、大众监督等方式以保证义赈的效果。但救灾成效平平,贪污盛行,监督低效。反思历史,应进一步激发和催生公民的社会意识和监督意识、健全社会和制度监督机制、加强对救灾过程的全程监督管理、提高救灾款物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南朝刘宋遣使救灾述论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成了刘宋遣使救灾措施的不断实施。救灾使臣在参与地方灾害的救助过程中,将朝廷的安抚、赈恤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遣使救灾作为刘宋一种积极有效的救灾机制,对刘宋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代大学生社会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厦门大学为例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对厦门大学300名本科生进行有关社会焦虑的问卷调查,并以“风险社会”为研究背景,从认知的视角,考察大学生的社会焦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大学生的社会焦虑主要集中在发展问题、情感问题和物质问题上,且对发展问题表现出普遍焦虑;风险认知对大学生的社会焦虑有显著影响,风险认知越强烈,社会焦虑程度越高;社会价值观念对大学生的情感焦虑和物质焦虑有显著影响,将先赋性因素作为人生发展决定性因素的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情感焦虑和物质焦虑;行为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社会焦虑有显著影响,积极行为应对方式作为一种中介因素能够缓解大学生的社会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