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

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号传递及资金获取的角度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政府资助资金越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大;融资约束在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与外部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知识基础和行业竞争性均在高科技行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非高科技行业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企业家精神、研发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本文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研发投入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区域创新绩效(专利申请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研发投入在企业家精神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来源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呈现差异性,企业和其他来源的研发投入在企业家精神与专利申请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都发挥中介作用,政府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仅在企业家精神和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国外来源的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不存在.研究结论对于提升企业家精神水平和区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对创业板上市的201家高新技术企业2010-2013年财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结论:(1)企业自有资金水平、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3个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相关关系;(2)盈利能力对研发投入强度产生反向相关关系;(3)技术创新能力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效果不明显。根据本文研究的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合理增加企业规模;(2)规范市场披露机制,优化企业研发信息;(3)加大高素质人才的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价值创造的视角

选取我国A股制造业1 268家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从价值创造视角入手,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价值创造能力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价值创造能力能够通过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进而正向影响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而且研发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债务融资能够在研发活动中发挥治理作用吗?

以2009-2012年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企业研发活动产出,通过研究债务融资对研发产出和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债务融资在研发活动中发挥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1)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大,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数越多;(2)企业总体债务融资水平对发明专利授权数和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比长期负债,短期债务融资产生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支持了债务缓解代理问题这一理论,还进一步揭示出短期债务能够更加有效缓解代理问题。     

所得税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2016-2021年创业板企业的数据分析

针对所得税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选取2016-2021年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因果逐步分析法，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创新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等，分析所得税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所得税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在所得税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间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企业绩效提供参考。     

研发投入对数据驱动型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研发投入是数据驱动型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选取BDIEAC榜单中19家数据驱动型企业2016-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对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回归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据驱动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较高,且呈稳步上升趋势;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在滞后二期更为显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占比与当期营运能力负相关,与滞后二期营运能力正相关,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不一致;企业规模在当期和滞后期均表现出了显著性.因此,应优化数据驱动型企业的投资活动,注重研发人员的培育和发展,合理规划企业的研发活动,为企业提供研发支持,加强并购监管.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现状比较与分析(2001-2010)

以过去十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各项统计指标为基础,分析了近十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现状与特征: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稳步递增,但投入强度缺乏稳定性;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及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总投入份额的国际比较值偏低;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所占份额偏小,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的效益不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来源与使用的建议:政府持续稳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积极引导企业重视和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的渠道;完善基础研究投入的监督与管理机制。     

高管特征对提升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

文章以2008-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资效率正相关,高管年龄与企业RD投资效率负相关。通过对重庆市与东中西部典型地区(上海、湖北、四川)的对比分析发现,重庆市RD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都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同时,重庆市RD投资经费来源渠道主要依靠企业,政府对RD投资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重庆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RD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企业生命周期、行业竞争水平和研发平滑

调整成本高昂是研发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研发资金的平稳性和持续性对企业经营有重要影响。围绕研发投入的平稳性问题,以2014—2018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GMM）检验企业生命周期、行业竞争水平与研发平滑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1）样本公司现金持有变动量与研发投入规模显著负相关,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通过持有内部现金流来平滑研发支出的现象;（2）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研发平滑行为有所差异,成熟期企业的研发平滑现象显著,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则不明显;（3）行业竞争水平能够显著调节企业的研发平滑行为,现金持有对研发投资的平滑效应随着行业竞争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显著。     

研发投入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路径分析——引入中介变量:技术效率

研发活动是有风险的,只有成功并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之后,才有可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绩效。本文沿着研发投入———技术效率———财务绩效的技术路径来探索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技术效率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而技术效率又是企业绩效的基础。但是,由于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三者之间并非总是均衡的。为使其良性协调发展,我们沿着研发投入、技术效率、企业绩效三个维度构建出的不同企业类型,深入剖析其异变路径。     

高新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高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渐提升。大量的高新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形式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以2010-2017年发布股权激励方案的285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股权配置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以及股权激励期限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后,可知股权激励可促进研发投入,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货币政策传导、制度背景与企业资本投资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微观经济行为,而这些影响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显著差异.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与资本投资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对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货币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信贷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     

基于DEA模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的实证研究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排头兵,也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前沿阵地,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优质的人才储备,不仅可以提供高技术产业进行研究与试验发展(R&D)所必备的资金和人才资源,更可以将科研成果大规模地投入到生产实践之中。笔者分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大中型工业企业R&D活动的投入产出情况,运用DEA模型进行R&D效率评价,给出提高中国高科技产业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的对策建议。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入与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2007—2009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09年连续披露研发投入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经费投入强度明显不足;随着R&D投入的增强,其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越明显;R&D投入强度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股东获利能力部分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滞后期较短;R&D投入强度与公司的技术竞争力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