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排遣上药

“读书是排遣上药”,这句话是清代大学士祁隽藻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某月在给清代学者张穆的信中所写。祁隽藻是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张穆是平定人,道光十二年优贡。祁隽藻比张穆大12岁,他俩既是老乡,又是亲戚。当时祁隽藻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一品大员,而张穆虽无官职,但以博学称于京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他俩在经学方面有共同的追求,常常在一起推心置腹,促膝畅谈,“衔杯酒,论古今析疑辩难”;不在一起时,则互相砥砺,书信甚密。祁隽藻在《斋诗文集》序中称“余与石州,同乡姻戚也,交最深”。殷张穆的门生吴履敬在《斋文集》序…     

浅谈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中的“质实”

清代诗人、诗论家潘德与(1785——1839),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出身子衰落的书香世家,早年“屡困州举”(应乡举十二次)道光八年(1828)中举人,年已四十四。此后六次参加会试,出入京师,没有考取进士。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安徽,因不愿“趋走省垣,候大府驱遣,作令不知何年”,未赴。四年后便死去了。一生未入仕途。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札记》九卷,《诗余》三卷,《诗话》十三卷。他的《养一斋诗话》,在嘉庆、道光间的诗坛上,不论是诗学观,还是对古人诗歌的评骘,都有重要意义,今天亦不乏借鉴价值。郭绍虞先生称之为“严肃认真”的诗话之一,并选入《清诗话续编》。现就个人闻见所及,对其主要观点之一的“质实”作一番考察。     

陶澍对苏、皖水灾的处理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为清代名臣,是卓有成就的改革家、政治家。道光元年(1821)任安徽布政使,旋擢安徽巡抚。道光五年(1825)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擢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病逝,在苏、皖任职近20年。当时,清朝统治已经走向腐败,官吏无能,水利不兴,自然灾害严重。特别是苏、皖两省,南有长江,北有淮河,境内河湖港汊密布,又地处东亚季候风地带,气候变化幅度较大,容易发生水旱灾害。因此,陶澍在苏、皖任职期间,救济灾荒,处理灾区善后,是他面临的经常性的主要工作,也是他的一个突出政绩。仅以道光三     

张之洞与湖北近代教育

一、张之洞在清末全国性教育改革中的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教育制度沿袭宋明以来的传统,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以科举为取士之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国家面临“世变之亟.论者谓科目人才不足应时务,毅然罢科举,兴学校.采东、西各国教育之新制,变唐、宋以来选举之成规.前后学制,判然两事焉.”自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开办起,清代开始创设近代教育,但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地只有零星的新式学堂建立,尚没有全国性的系统的新学制.这可以看作清末近代教育的“萌芽期”.“庚子国变”以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为了修补濒临崩溃的统治机器,发布实行“新政”的上谕,而改革旧式教育制度是这个“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类     

海源阁所藏“四经四史”——《冷庐杂识》正误

清末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驰名中外的私人藏书楼。海源阁成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创始人杨以增,字益之,号至堂,道光二年进士,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平生无他嗜,一专于书。”其子杨绍和,字彦合,号勰卿,同治四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他“禀承家学,一专于书,搜罗典籍,不遗余力,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乃悉集于聊城。”杨保彝,字奭龄,号凤阿,以增孙,同治九年举人,曾任京师总理     

顾千里生卒年考异

苏州“一代校勘名家”①顾千里(名广圻),被日本学者神田熹一郎称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②。世人呼他为“学者导师”③。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为最大”④,故被誉为“校之学……专门大师”⑤。“其校勘之精,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⑥。对于顾千里在校勘学史上的评价,拙作《一代校勘名家——顾千里》已有评论,兹不赘述。关于顾千里的生卒年,历来有争议,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说顾千里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种说法所见著述如下:赵诒琛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八月先生生。……道光十五年乙未七十岁,二月十九日戊申先生卒(龚定庵以为甲午死误)”。汪宗衍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道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先生卒”。张慧剑曰“(1766)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元和顾广圻生”。杨立诚、金步瀛     

宣南文化与清初学术

京师的文化环境对清代学术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京师的汉族士人文化又是其中的主体 ,因汉族士人多聚居于北京的“宣南”地区 ,故可称这种汉族士人文化为“宣南文化”。康熙年间的许多学界领袖 ,正是在宣南活动期间奠定其学术地位的 ,皇帝在京师开展的大型编书工程 ,为学者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因而在清代文化研究中不应忽视京师文化及宣南文化的作用。     

清代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始未

(一) 道光十八年(1838年)罗马教皇十四世,在中国东北创立满洲教区(含内蒙古地方),委法籍厄玛呶掌理教务。道光二十年(1840年)满洲教区与内蒙古地方分离,成为独立教区,厄玛呶为主教。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厄玛呶“巡视满洲”,首先在农安县小八家子村“购地建立天主教堂”,这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第一个传教据点。     

阮元卒年质疑

关于清代学者阮元的卒年,《清史稿》、《辞源》、《辞海》及有关文史书籍都无一不说是1849年。但笔者最近在查阅清代另一位学者梁章钷(1775一1849)的《称谓录》(杭州贾景文斋本)时,从该书的自序中发现阮元的卒年并非1849年。阮元卒谥文达,但这篇写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霜降之辰”的序言却有“忆昔尝与阮文达师谈艺及之”云云,且结尾又叹:“惜文达早骑箕天上,不获与之商榷。”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阮元的卒年应在1848年霜降(农历9月)之前。 梁章钷与阮元交谊很深,阮长梁十一岁,梁尊阮为师,他们二人常在一起“辨证金石,讨论隶古”(见林则徐《梁章钷墓志铭》),应该说,梁章钷的序文是可信的。还应该说明一下,《称谓录》刊刻时,曾经梁章钷之子梁恭辰校勘,这种可靠性程度就更高了。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俞正燮的社会思想

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卒于道光二十年(1840),享年66岁。俞正燮的父亲,名献,字可亭。乾隆四十二年(1775)拔贡生,官句容县训导。俞正燮少时,随父任所读书。好学不倦,其父学俸所入,几尽以购书。又聪明过人,人称其“读书过目不忘”。道光元乓(1821)中举人。俞正燮二十多岁,外出游学。前十年去来于兖州、济宁、泰安、济南、临清、曹州一带,又北上京师。后三十年往还于徽州、颍州、武昌、长沙、苏州、常州、江宁、杭州之间,亦再至北京。综其所事,大都“以所学客达官贵人,佣书为活,介乎门客之间。”事之显著者,如嘉庆九年(1804),在兖州兖沂曹济道孙星衍署。时孙星衍为伏生建立博     

哈斯宝写人艺术辩证趣理初探

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清代杰出的蒙古族翻译家、点评家.其生平材料现存甚寥.仅从其传世的《新译红楼梦》回批中,可以推断他是清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间内蒙古卓索图盟(今辽宁省西部、赤峰市南部一带)人.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精晓本民族文化,又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蒙汉文兼通、博览群书、能诗善画.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传》     

试论《国朝中州文征》的价值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河南鄢陵人苏源生用10年心血编写成的《国朝中州文征》行梓问世。这是一部反映清代前、中期河南学术概貌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当时中州的学术史、地方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源生(1807—1870),清代理学家、文献学家,字泉沂,号菊村,鄢陵小东街人。出身子书香门弟,自幼聪颖好学,喜为文辞。清道光十一年(1831)中秀才,时年24岁。道光十六年(1836)就读于开封大梁书院,从著名学者钱仪吉研经讨史。道光十七年(1837)中拔贡。     

贯通经训两硕儒——“扬州学派”研究之二

一百五十年前,即公元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引一八三四(道光十四)年,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这两颗学术界的巨星,先后殒落了。但是,他们的智慧之光却永远普照人间,泽被后世。在清代乾嘉时期,无论是治学的规模、次第,还是治学的方法和成就,他们都是巨擘,诚如梁启超氏所说:“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和历史上的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东汉的许、郑一样,“高邮王氏”已成为学术上的集大成者的代名词。二百多年来,无数学者以他们为楷模,承其余绪,读书精勤,     

小议《东华录》

《东华录》诸书系由清人蒋良骐、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等,抄录清代“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官书,所编篆的一部编年体史料群书。记清代十一帝十二朝(年号代朝),即太祖(天命)、太宗(天聪、崇德)、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文宗(咸丰)、德宗(光绪)共二百九十六年之大事。因其史料价值较高,被誉为仅次于清历朝“实录”的第二部巨书。 该书问世后,被书贾争相刊刻。因该书有原纂、改纂、续作、校印之分,卷佚分析合并之变,多朝合订、一朝单印之别,所以形成多种书名和版本.根据所知分列如下: 《东华录》《蒋氏东华录)蒋良骐纂,32卷本,记天命至雍正朝事;     

吴敬梓客死扬州

一、作客扬州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程晋芳《哭吴敏轩》诗,有“生耽白下(南京)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两句。为什么吴敬梓既然爱上白下烟景,偏又死恋扬州墓田呢?这有他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扬州是东南交通要道,远自隋唐以来,逐渐形成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清代中叶,由于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更加繁盛起来。四方文士学者荟萃于此,园林湖山,诗酒之会,盛于江南。故吴敬梓曾祖父国对的胞弟国龙,请假从京师南归,路过扬州,小住养病,辛亥(1671)卒于客邸。吴国对初任翰林院编修,也因病请假,南来扬州休养,与同年好友扬州府司理王士祯经常诗     

《毛公鼎》铭文“康能四或俗我弗乍先王■”考释

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现藏台湾省故宫博物馆),铭文长达497字(拓本见吴大澂 《(客心)集古录》,记述了周宣王训命褒赏其重臣其重臣毛公(厂音)之事,是研究西周后期历史的珍贵资料.铭文中记载周宣王盛称周初文武时期“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率襄(怀)不廷方,亡(罔)不开于文武耿光”,感叹及其继位之时则“暋(旻)天疾畏(威)”,“四方大从(纵)不静”,为了“肇经先王命”,宣兰特命毛公后“康能四或(国),俗我弗乍(作)先王(?)”.研究者于“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不乏说解,然参照《毛公鼎》铭文上下文义皆嫌隔膜.笔者不揣浅陋,试考释其朔义如下.     

林则徐江苏灾赈述论

林则徐一生为官 ,宦海沉浮。他在江苏任职前后达七年之久 ,在他任内 ,江苏几乎无年不灾 ,无灾不烈。本文仅以道光三年 (1 82 3年 )、道光十一年 (1 831年 )、道光十三年 (1 833年 )水灾、道光十五年 (1 835年 )旱灾及风灾、道光十六年 (1 836 )年蝗虫过境为例 ,考察林则徐在江苏任上面对灾情是如何将“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思想贯穿于勘灾、报灾、赈灾、防灾的具体实践中的 ,进而分析他的灾赈特点及其影响。他的灾赈措施一方面保证了清王朝的社会稳定和赋税来源 ,一方面挽救了黎民百姓的生命财产 ,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处理灾荒的经验教训更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曾国藩典衣买书

大清名臣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的藏书多达30多万卷,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在这30余万卷藏书中,一部叫《二十三史》的书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它是曾国藩进京考试返乡途中典衣买回的。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一举及第,成了举人。次年,曾国藩参加会试,不幸落第,便寓居京师的长沙郡馆读书,想来年参加“恩科”殿试。次年,曾国藩参加了“恩科”殿试,然而,又名落孙山。他只好离开京城,于是决定沿大运河南下,绕道扬州、金陵,再回湖南老家。曾国藩举债赴考,身上盘缠所剩无几。在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前辈…     

打牲乌拉与满族文化

吉林市西北70里有一处被称作大乌拉的地方，它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远迎长白，近绕松花，江河纵横，物产丰富，是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在地。“乌拉”是满语音译，意为“沿江”，在清代文献中，以乌拉为地名的有两处。其中“吉林乌拉在京师东北二千三百里，我朝发祥之始为满洲虞猎之地，顺治十五年因防俄罗斯造战船于此，名曰船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