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长期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学术界虽然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但至今未提出促进其社会融入的有效策略。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分析发现,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将此作为研究综述的切入点,在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并做出进一步的评析,探索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系。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研究

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以往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从社会资本的维度来认识农民工的贫困。从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空间拓展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三方面分析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最后针对如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几点对策。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五大城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社会融入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对中国五大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偏低,主要涉及居住、社区、经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就业、健康等7个关键的影响因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既有自身因素的限制,也有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特别受制于广泛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的结果.所以,要以限制排斥、促进融入为农民工政策行动的目标,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及文化条件,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资本缺失、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欠缺等因素,使得其市民化受阻。为了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市民,必须从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培训体制等方面,破解其市民化面临的困境,进而为其市民化营造制度环境,提供经济支撑、持久动力、外部条件和组织保障。     

身体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基于H工厂的个案分析

身体既可以呈现为主动性亦可以呈现为被动性，它受社会位置的限制却又未被完全限制。通过对H工厂几位青年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指出，对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都相当缺乏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经由身体而展现的身体资本既是他们所能获取的重要文化资本，也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获取更高一级社会地位进而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农民工所采用的身体资本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正在进行着的一系列象征斗争，在其中，正是身体或者说通过身体，社会进行着区隔。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

农民工的收入决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山大学2008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收入会明显高于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以“饭局网”社会资本代替“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性别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均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培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基于广州市F街的研究

社会资本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投资社会资本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战略。但在我国,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以广州市F街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的生发形式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三方合作,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可以促进贫困社群社会资本尤其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发展。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它增强了贫困人口的社会联系,提升了其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     

中国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调查分析与评估——基于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本文在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分析与评估,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对外信任度不高,社会资本同质性高,组织型社会资本缺乏,获得的制度型社会资本少。因此,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迫切需要从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向弱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转变,实现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异质性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之间良性互动。另外,农民工在建构自身制度型社会资本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予以特别关注。     

农民工职业成长及其个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259份问卷数据

基于浙江259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回归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中培训次数和换工次数均对农民工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总务工年限对工资提升、岗位调整次数、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社会资本作用有限,仅亲朋好友间的联系频繁程度与被提拔次数以及聚会花费与岗位调整次数呈弱相关。韧性等心理资本因素对工资提升和岗位调整次数正向影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选择

基于全国性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视角考察我国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问题,采用有序响应模型从三个方面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进行了实证检验,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禀赋、社会资本。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创业者大部分依赖自有资金,融资渠道较少,只有少部分创业者能够获得正规金融结构的贷款,这严重制约了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创业者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内源性融资与外源性融资有较强的替代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有效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会网络对发展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而农民工将是加速城镇化的首要动力。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将是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因素对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不仅与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且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所以应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